達成大和解談何容易(下)

上次文章談了一點國與國的和解，通常都會涉及政治因素。今次談國內和解，政治因素也是重要。社會和解經常跟轉型正義相提並論，但兩者並不相等。社會和解較著重放下和向前看，轉型正義較著重修正過往政權的錯誤政策。如果可能，同時滿足兩樣當然是最好，如德國政府就納粹政權錯誤道歉，懲罰納粹幹部又向受害者賠償，但這只是少數例子。為了達成和解而暫時放下轉型正義的例子也不少。

例如講起大和解，很多人會想到南非解除種族分隔，權力從白人移交黑人的過程和平進行，雙方亦放下仇恨，黑人沒有像津巴布韋般報復白人(如搶走白人土地)，達成大和解。但南非的過程並非完美，如轉型後多年很多黑人仍然生活困苦，執政黨貪腐醜聞不斷卻仍然獲絕大多數黑人支持，都可見儘管仇恨被放下，消除種族之分仍然不足。隨著學界的轉型正義理論得到發展，亦越來越多學者認為南非在轉型正義做得不足，例如個別白人官員很少遭到懲罰，曾遭到不公對待的黑人亦很少獲得賠償。可是這可說是故意的，轉型期設立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講明只要白人官員願意自白過失可以獲豁免追究(只要罪行不嚴重)。所以如果分開社會和解與轉型正義為兩個標準看，這個做法本身是存在矛盾。

另一個成功和解卻缺乏轉型正義的例子是西班牙。西班牙實際獨裁者佛朗哥將軍死後，國王胡安卡洛斯一世下令要進行政治改革和民主化，當時執政黨和反對黨達成了通稱「遺忘的協議」，放下互相追究，先集中做好民主化選舉，並且通過了一條特赦法，同時特赦政府官員與政治犯。結果是轉型大致成功和平進行，但這是否等於達成了大和解呢？當轉型期過去，大約三四十年後，各種議題再次浮面，特別是左派政黨要求實施轉型正義政策，如賠償前政治犯、設立學者委員會研究佛朗哥政權惡行、改掉紀念佛朗哥的街名，甚至改葬佛朗哥至一不明地點(現時他葬在馬德理郊外一座巨大紀念碑下)。

以上兩例可見，暫緩轉型正義，大家互不追究，集中向前看，有時是達成和解的速成法，但長遠來說，當時未解決的問題有機會再次浮現。

關鍵在轉型期的政治形勢
那甚麼時候會採取這樣的策略，或是集中做轉型正義呢？很多時候跟轉型期的政治形勢有莫大關係，前政權的實際惡行程度不一定是決定性因素。在南非和西班牙，原有的專制政權在轉型期間仍然有很大角色，所以他們較有本錢在談判中爭取反對派不追究自己。但在德國，納粹黨被盟軍瓦解，當上西德新總理的阿登納(基民盟)以及在野黨領袖舒麥加(社民黨)兩人在戰前都是反納粹主義的，所以德國朝野都支持轉型正義，只是程度之差(如阿登納也特赦了低階納粹黨員)。

另外在葡萄牙，左翼在軍隊協助下完全推翻了舊有政權，令該國迅速採取了一些轉型正義措施，如特赦政治犯、禁止部分前朝官員參選公職、保存政治警察資料及追究其惡行等，但為了保持社會穩定及確保一切按民主自由原則進行，該國也沒有作出更多革命性的舉動。可是右翼的支持並沒消失，在2007年一次葡萄牙大型民調中，前獨裁者薩拉查獲選該國史上最偉大人物，就震驚全國(值得一提的是，排第二偉大的人物正是薩拉查的對頭，前葡國共產黨總書記庫尼亞爾)。

另外一些沒有革命或重大協商過程就進行的轉型，如南韓和台灣，是當權者逐步進行改革，然後在選舉中意外落敗，但仍然維持相當大的政治勢力，我們就見到儘管經歷了政黨輪替，前反對派已多次上台，和解和轉型正義都進展有限。

最後要再提一次時間的問題。以上例子都可見，即使在轉型初期作出了一些決定，大家以為已經達成和解或至少暫時了結事情了，隨著時間過去，新一代沒有歷史包袱的人上場了，或者新的社會價值觀出現了，都可以產生對過去歷史的重新認識和體會，人們要求重新審視甚至改正該些決定。至於這個時間是多久，完全沒有人知道。例如近年在英國，要求就殖民統治他國道歉的聲音越來越多(特別是年輕人)，最近美國政壇亦有人提出向黑奴後人作出賠償，還有加拿大和澳洲等就歧視政策向原住民道歉，這些都是百年之前的事，但到現在都未完全解決。所以說，達成大和解談何容易？

文：假才子(傳媒工作者、比較政治碩士、假大空冒牌才子一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