歧視(Discrimination)，是社會心理學研究的題目，常伴隨刻板印象(Stereotypes)及偏見(Prejudice)一起研究討論，刻板印象屬態度(attitude)中對特定社會團體的認知部份(cognitive component)，偏見則屬態度中的情感部份(affective component) ，而歧視則指態度引發的行為部份(behavioral component)，如果行為上是因為對某個社會團體的刻板印象及偏見而產生不公平的對待及要求，便屬歧視。
當政府在發現首位菲律賓傭工在社區中染上新冠肺炎變種病毒，即以防疫理由強制全 港37萬外傭必須檢測，那可以看過去是否所有社區源頭不明的確診感染個案，皆有類似的回應，過去類似個案，政府會要求跟患者有緊密接觸的人士，那及患者居住及要求曾到訪地點的人士必須有限期內去檢測，因政府認為這些人士可能受感染的風險較高，而這些防疫措施如果對每個確診個案皆一視同仁地執行，是不算歧視。但現在全港37萬外傭，跟那一位菲律賓傭工，不是有因為曾有緊密接觸，或居住附近而被要求強制檢測，那政府便有責任要對措施的合理性及必要性提出科學理據支持，那筆者宜分析一批政府官員、司長、局長等，現在提出什麼理據支持其防疫措施的合理性及必要性呢？
第一點 —— 家庭傭工本身是高風險行業人士，家庭傭工工作性質即使算是服務業，其工作服務對象亦只是單一家庭，如果服務單一家庭，都算高危，那每個家庭中只要有需要出外上班上學的家庭成員，他們每日乘坐交通工具到學校及工作場所，亦會接觸不同家庭的人，這些需要上班上學家庭成員一旦感染病毒，同樣可能會把病毒傳染自身家庭成員及傭工，他們的風險有較傭工更低？有科學數據嗎？需要上班上學家庭成員又為甚麼不算高危呢？
第二點 —— 外傭放假有定期社交聚會，而變種病毒株的傳染性甚高，染病後可能導致跨家庭交叉感染，所以有必要強制所有外傭接受檢測，以徹底截斷任何可能出現的社區傳播鏈。但放假有定期社交聚會的，只是外傭嗎？全港市民，每逢假日都有在家中好好防疫嗎？香港市民跟自己親友因聚會染病後導致跨家庭交叉感染的可能性會較低？政府有提供科學數據支持自己的論點嗎？
如果政府目前沒有任何科學數據支持外傭的正常工作及私生活比全香港需要外出上班上學的家庭成員或市民是有更高的染疫風險；就如大力推銷打疫苗的專家說目前沒有任何科學數據支持市民打疫苗後死亡的個案比沒有打疫苗的一批市民更高，政府官員一再說不要因少數打新冠疫苗後嚴重異常死亡個案便隨便抹黑打疫苗一樣，為甚麼現在只有一兩宗外傭感染新變種病毒個案政府官員便沒有任何數據支持下說37萬外傭是高危一族並強制檢測及打疫苗呢？
從心理學角度，當手執公權力人的決定對某個社會團體施行「差別待遇」時，舉證的責任必然在政府，若然缺乏科學理據便想當然地指某個社會團體特別高危染疫，便難逃偏見及歧視之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