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篇文章中，我談了我對「違法達義」的第一項理解：就是「違法」所違的必須是惡法—不符合公義的法律，而不是去違反一些日常生活中必須存在的，用作維護社會秩序的法律。佔中所違的是一個社會必須的交通條例，根本不是甚麼惡法。佔中者藉妨礙社會正常運作，企圖逼使其他人向他們就範，是一種要脅手法，根本不適合用作「達義」的手段。
在今天的文章中，我想談談我的「違法達義」的第二項理解：就是「違法」與「達義」應該是兩位一體的，即「達義」的目標應該在「違法」的過程中同時達到。梭羅在拒絕繳交人頭稅的同時，已立即達到減少美國政府向墨西哥開戰的軍費來源。甘地帶領民眾去海邊自行造鹽，在違反英國殖民地政府頒布「食鹽專營法」的同時，亦奪回人民自由利用自然資源的權利。馬丁路德金在拒絕遵守歧視黑人的惡法的同時，已彰顯了人人應該平等的公義。
在這些前人「違法達義」的先例中，我們清楚看到，「違法」與「達義」並非可分拆開來的兩件事，而是兩位一體的。在「違法」的過程中，同時也完成了「達義」的目的。然而，佔中卻只有違法的性質，卻沒有「達義」的效用，兩者之中根本缺乏自然的關係。
佔中所違的並非惡法，而違法的過程中不但沒法「達義」，還會阻礙交通，令很多人浪費了大量時間在上下班的交通上；甚至破壞了很多行業的生計，為社會帶來大量的經濟損失。這本身已變成一種不義的行為，怎配得上稱做「違法達義」！？
佔中者的解釋是：他們行動的目的，是為了替香港人爭取真普選，所以他們的行為即使「違法」，而目的卻是「達義」，所以他們雖然違法，法庭不應判他們有罪。但我認為這應是在「違法」同時「達義」兩位一體的時候才說得通。但佔中者在違反公眾妨擾罪行的時候，其行為自身並沒有「達義」的內容。正正因為兩者失去了直接的關係，所以法庭才可以把違法的部分獨立來處理，判犯罪者應有的懲處。
現實是佔中徒有「達義」的目標，卻沒有「達義」的成效。佔中為香港帶來的，只是長時間的交通癱瘓，港人的正常生活備受困擾，換來的卻是政改無法寸進。
其實，佔中者對自己所採取的手段亦自知有所不妥的。所以反覆強調他們的手段是非暴力的，以為這樣可以減少社會對他們行為的質疑。但他們對非暴力的理解太狹隘了，只能自圓其說，經不起深入的推敲。
暴力之所以不當，是因為他違背個人的意願，逼別人放棄自己應有的權利—包括生命權、財產權與自由權等。人在正常的情況下是不會主動放棄這些權利的。凡導致人不得不放棄這些權利的因素，都可視作有暴力成份。
在佔中期間，交通被癱瘓，人們的行動自由被局限，經濟上蒙受了嚴重的損失，很多人都是在不自願的情況下被迫接受的。當事人的感受與受到暴力脅逼沒有太大分別。不能因為沒有身體的碰撞就視之為非暴力。此之所以，法庭必須為社會對暴力行為進行制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