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區政府的防疫與救市政策屢遭民間批評，原因是在環境出現突變的時候，仍跳不出傳統思維的框框。以試圖立例暫停酒吧賣酒為例，為甚麼不在一開始的時候就做得徹底一些，乾脆限制沒有必要的群體社交接觸呢？而是不湯不水，容許酒吧繼續營業，卻不容許酒吧賣酒呢？
我相信原因主要是政府財政上的考慮，因為如果不許酒吧營業，政府就責無旁貸，要承擔酒吧被禁止營業的經濟損失。但如果只是禁酒，仍可營業的酒吧，就有一定的責任去改變營業模式，自找生存空間。後者政府須承擔賠償會少一些；於是就想出這種「縮骨」思維的政策。
作為政府，在制訂政策時，當然要考慮財政負擔的問題。但抗疫關乎人民生命，以及疫情過後社會能否如常運作的問題，茲事體大，將它比喻為世界大戰也不為過。那就必須特事特辦。試想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參戰國在決定如何為前線提供軍需物資時，會考慮實戰的需要，還是只考慮原有的財政預算呢？
在這種思維下，美國才會決定一次過拿2.2萬億美金(17.16萬億港元)，作為挽救經濟的首筆撥款。這筆錢相當於美國一年國民生產總值的10%。如果香港也拿10%的GDP出來救市的話，就得先一次過撥2,850億元。只是特區政府的官員，大部分都沒有這麼大手筆用錢的經驗；但今次的疫情確實比人們原先意料中嚴重，不用新思維，根本無法挽救定將嚴重受損的經濟。
香港沒有聯儲局，但政府有約相等於兩年GDP的盈餘，一樣可以用來買債，以及買其他性質的資產，包括買股，買樓，首要任務是維持資產價格水平，避免出現通縮。只要資產價格不大量蒸發，市民就可以維持消費意欲，並利用過往累積的財富來生活，香港的內需動力就可以維持。97年最傷的地方，是政府沒有及早用買資產的方式來阻止通縮的出現，導致市民要捱了近6年的苦日子。
我這種建議雖有違傳統做法，卻是最為宏觀及易見效的方法。此外，我還建議政府，同時還得向社會上的人與企業進行補貼，讓人可以活下去，讓企業可以撐下來。這樣，疫情過去後，經濟才可以迅速復甦。否則，人死不能復生，企業倒閉了亦重建需時，香港可能從此沒法重回國際大都會的俱樂部。
政府可以按各行各業受疫情影響的程度，補貼企業固定成本的差額，前提是企業得繼續經營，不許裁員。這樣，社會才可以抵受得住疫情的衝擊，才可以安穩地度過盡量減少接觸的艱難日子。
這種透過救企業去救個人的做法，好過直接派錢給個人。於個人而言，有工做總好過去領失業金；於企業而言，有得經營下去，才會有翻身的一天。但要這樣做，社會亦得不再在先救個人還是先救企業的問題上糾纏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