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安法無法對抗，但可以逃避。香港人以往在「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理論鼓譟下，不顧香港的法律地位和政治處境，一味宣洩對特區政府乃至中央政府的政治怨氣，一味迎合西方勢力對中國的冷戰圍堵和破壞，將「一國兩制」內蘊的溫情與和氣揮霍一空。「公民抗命」具有特殊的政治魅惑力：「公民」成了美麗幽靈，可以接受一種無視國家前提的、世界主義的、普適價值的身份定義，香港人將自己的抗爭視為全人類反抗極權、爭取自由的一部分，意義偉大了，也虛幻了，甚至虛脫了；「抗命」對應的是「認命」，「抗命不認命」非常具有政治煽動的感召力，鏗鏘有力，振振有辭，但又似是而非，空洞不已，將一批批青年送上抗命一線和法庭面前。煽動這一切的人，罪責難逃。
反抗中共統治是「抗命」，屈從國安法是「認命」，香港許多人在「抗命」中迷失和碰壁，又在「認命」中感受到更深的身份迷惘和尊嚴刺傷。面對強大的國家管治意志和法律壁壘，已抗無可抗，而所謂的外部勢力在香港事務上的干預正當性和干預能力早已窮盡，不能指望了。於是，移民成了一種最後選擇，香港人通過移民的自由實現其與想像的西方「自由世界」的共同命運連接，可以稱為「逃命」。
西方也沒有能力直接對抗國安法。因為國安法不是別的，而是一種正當化的、強大的中國國家意志。駐港國安公署儘管尚未直接管轄任何一個具體案件，但其存在本身的法律權威性以及其背後深不見底的國家管治力量，足以嚇阻西方勢力的所謂非法干預。於是，西方的所謂干預只能是在香港之外實施了，在中國司法管轄權範疇之外展現。美國當然表現成了干預的急先鋒，但其干預立法(如《香港自治法案》)也主要是政策性法案，其執行非常有限，成了「啞巴法案」，並受到中國針鋒相對的法律反制。
不少香港人以BNO身份舉家移民英國。(資料圖片)
英國以BNO干預香港事務
最有意思的是英國的干預，其在2020年底的《香港問題半年報告》中提出了針對國安法的四項制裁措施：其一，停止與香港之間的逃犯移交協議；其二，停止向香港出口警用裝備；其三，修訂國籍法將BNO納入特殊移民計劃；其四，考慮停止與香港之間的外籍法官合作機制。這些措施其實沒甚麼打擊力，而且英國不斷妥協，所謂停止外籍法官合作機制的威脅近期已經取消，曾經嚴厲批評國安法的英國最高法院院長繼續「屈尊」服務於香港終審法院。這些干預措施裡最得力的也許就是新BNO機制了。
本來BNO是非常不值錢的簡單旅行證件，是大英帝國殖民地身份管理系統中最為薄弱的一種身份符號，也是中英香港回歸談判的副產品，有雙方的外交備忘錄為證。BNO本身只有旅行權利，沒有長期居留權利，更無法成為英國公民。新BNO在法律上已經「變性」，循此途徑可通過「5+1」機制入籍英國。好像這是大英帝國惠賜香港人的最後「福分」，引得一眾香港人內心蕩漾，以為在迷途之中忽然有了光亮，攀到了上「自由天堂」的階梯。從2021年1月31日英國政府開通新BNO申請程式以來，據說已有10萬人申請離港，拖家帶口地離開，不顧新冠疫情肆虐以及前路茫茫。根據香港中評社8月31日的移民大資料分析，香港移民中專才移民人數攀升，顯示精英人群的政治取態和家庭選擇，他們的政治忠誠度和政治眼界確實配不上「愛國者治港」，反向印證新選舉法改革之正當性。
港人移英遭英政客利用
這些香港人在國安法設定的「一國兩制」新命之下，不是「抗命」，不是「認命」，而是「逃命」，且以自由的理由飄洋過海，進入未知的境地。儘管法律上，移民是個人權利，只要符合法律程式，無可非議。而且全球化和權利本位的時代，個人來去自由，相互移民，本是人類交往之常態。但香港的這一波所謂「移民潮」，政治移民的意味是很突出的。美國在阿富汗的忽然撤軍，喀布爾機場的「翻譯黨們」的惶恐不安是另一種時空下對西方的極度依賴。香港移民當然不必與阿富汗難民相比，香港人本來有穩定、強大和前景廣闊的祖國可以依靠，祖國就是命運，而不是抗命或離棄的對象。但我們想像一下如下場景：香港的新BNO，與阿富汗難民一同來到英國，一同去應聘工作職位，在英國本地人看來會有任何差別嗎？更進一步的問題：英國人真的歡迎香港人嗎？英國脫歐起因於反移民，因為英國自身經濟和就業環境不斷惡化，排外思潮湧現。英國政府啟動新BNO計劃完全是政治利益考量，香港移民獲得的只是機會性的移民政策紅利，但很快將遭遇英國社會整體的「反移民」風潮。自由的名義，在政客操弄和個人投機中有用，在具體的社會接納和利益競爭中是無用的。
事實上，已經有新BNO遭遇在英國的歧視及生存困境，而萌生「回港」心態，甚至已有付諸行動的。比如有移民家庭重新查詢回港入學的安排，有在英國的新BNO公開分享其遭受的種族歧視和生存困難。香港人以自由的「世界公民」身份，循著西方國家給出的政策性移民紅利而去，他們不過是被利用的、沒有堅定愛國心和祖國歸屬感的脆弱群體。移民自由的理由非常蒼白，無法掩蓋香港回歸24年來國民教育的根本失敗以及香港人國家認同的極端薄弱。對新BNO及所謂的由國安法刺激而來的「移民潮」，國家採取了較為寬容及等待性的立場：其一，作為反制英國干預措施的對等措施，國家即時宣布了BNO(無論新舊)在中國主權管轄所及範圍內完全失效，成為一張廢紙；其二，國家保留採取進一步法律行動的權利，其要害在於評估「移民潮」對香港繁榮穩定及國家安全的綜合影響，最終可能採取「人大釋法」形式重新解釋國籍法對香港的適用機制，取消新BNO的居港權、福利權和選舉權，實行法律身份上的完全脫鈎，但這一終端措施沒有即刻採取。國家留出了一定的時間視窗，讓新BNO們可以「回頭是岸」。中國是祖國，香港是家園，政治性的「去國離鄉」本質上是悲劇，但悲劇原因不在國家的法律管治，而是香港人的「世界公民」迷思。
國安法實施啟動國民化進程
這一波「移民潮」只是暫時的，對香港繁榮穩定的衝擊也是可控和可填補的，而「移民回潮」會相應產生而對沖之。歡迎新BNO的只是英國政客而不是英國社會，但他們的具體生活和權利是在社會適應中界定和塑造的。而且中英關係時晴時雨，其對抗與妥協的節奏和影響並非這些新BNO們可以理解和掌握。新BNO的政治移民傾向及盲目性，根源於身份認同建構的錯亂與迷惘：其一，部分香港人錯誤地將「殖民地臣民」身份與「世界公民」身份雜糅，賦予歷史合法性和道德光環，作為其政治移民決策的依據；其二，他們不能正確理解和適應「一國兩制」中內含的國家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以及香港國安法帶來的身份認同建構的新要求；其三，他們不能正確理解和適應中國的長期文明史優勢、政治體制的規範正當性以及與香港有關的國家全球化戰略，其知識、視野和價值觀嚴重局限於對西方的機械性尾隨和依賴，缺乏立足中國文明和制度的獨立心智；其四，他們誤解和虛幻期待西方社會的自由承諾和福利幻象，對「移民難民化」的社會衝突與新的身份認同的激烈矛盾缺乏基本評估和準備，可能成為西方進一步衰落周期中種族歧視暴力的犧牲品。
總之，香港國安法是新時代「一國兩制」的分水嶺式的國家立法，香港人身份模糊和忠誠虛置的時代結束了，真正的「國民化」進程開啟了，香港社會各方面(尤其教育)的改革進程印證了這一點。新BNO不是「諾亞方舟」，而是精緻利己的西方政客的利益算計和外交手法，與香港人的福利和未來沒有關係。國家在法律身份清晰化方面的等待期也不會太長，「移民潮」一定會遭遇「移民回潮」的對沖，從而完整呈現香港人身份迷失與重建的錯綜複雜和精神陣痛。這是難免的歷史過程。最後借用我對陸恭蕙、高禮文新書《香港在中國》之書評的標題作結：「一國」是命運，「兩制」是生活。認同「一國」是身份重建的原點，適應「兩制」是生活意義的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