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查良鏞的生平，人們會記得他擔任基本法起草委員的時候，曾經跟另一位草委查濟民聯名提出「雙查方案」。
在基本法起草期間，港人最關注、爭論最激烈的問題，始終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體制，尤其是行政長官和立法機關的產生辦法。當時，民主派和工商界分別提出了「190人方案」和「89人方案」；前者要求1997年立即普選行政長官，同時立法機關至少有半數議席由直選產生；後者則建議1997年後的行政長官由600人組成的選舉團選出，立法機關的議席一半由功能團體產生、四分一由選舉團選出，其餘的四分一由直選產生。
當兩個陣營都堅持自己的方案，爭持不下的時候，「雙查」在1988年提出了協調方案：立法機關的直選議席，第一屆佔27%，第二屆增至37%，第三及第四屆50%；第一任行政長官由400人組成的推選委員會產生，第二及第三任由800人組成的選舉委員會選出；在第三任行政長官任內，進行全民投票，決定第四任行政長官是否普選，以及第五屆以後的立法機關是否百分百直選；如果第一次全民投票未贊成過渡到普選，則這種全民投票每隔10年舉行一次。
「雙查方案」並不能紓緩工商界和民主派兩個陣營的爭議；特別是民主派，對「雙查方案」大加撻伐，甚至對二人進行人身攻擊，更有學生跑到查良鏞的報社外，焚燒他出版的報紙抗議。然而，最後寫進基本法的，大致上就是雙查方案，只是沒有寫上全民投票的規定，而寫了「循序漸進」，「最終達至」普選。
三十年前這段歷史說明，拒絕妥協、激烈抗爭，並不能迫使立即實行普選的方案獲得通過。回歸以來，歷次政改嘗試有成功也有失敗，其中的經驗同樣證明，互諒互讓才可以促進政制向前發展，激烈抗爭只會令政改停滯不前。當年曾對雙查方案表示強烈不滿的李柱銘說，「現在才明白查良鏞所提方案有遠見及智慧；倘若當年落實雙查方案，香港現時或已享有民主。」(後來他大概受到泛民的壓力，改口說至今反對雙查方案。)
可惜，不少以爭取普選為己任的人，都在不斷重複以前的錯誤，因為他們沒法明白查良鏞的遠見及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