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我時常在想，之前港人對逃犯條例的反應那麼強烈，現在新選舉制度出台，關係到香港今後的體制設計，影響極之深遠，但人們卻不太關注─即使明知道現實難以改變，但總需要了解其可能效果和影響，不可不聞不問。
事實上，今後港人將面對中央一系列施加給香港的制度安排和設計及改革，必定會涉及各階層的利益再分配，以及一些根深柢固的既得利益。這些很大部分都屬於未知的領域，非但議會阻止不了，而且單是表態和闡述立場是毫無幫助的，因此很需要學術和評論人士積極分析、評估和反建議。
我不是要把責任強加在學者和評論人士身上，只是在當前格局下，中央有能力但不太了解香港實際情況，港府較了解狀況卻又缺乏能力，建制派和民主派一直以來只會搞表態政治和身分政治。在缺乏選擇下，能指望的就只剩下相關的學術和評論人士─這可能就是知識分子的時代責任，也是一種自救。情況就像目前面對新冠疫情一樣；衛生署搞不定，陳肇始和政府也搞不定，那就唯有靠袁國勇、許樹昌這些專家學者為香港把脈把關、出謀獻策。其實除了這樣，實在也沒有其他辦法。
換個角度來看，港人實在沒有理由讓北京在香港重大體制問題上長驅直進、予取予攜，況且北京也不是不知道其安排與設計還有很大的完善空間，所以這是一個學術與評論人士超越政治立場，向權力向市民說出真相的重要機會，不該輕易缺席。既然大家都決定留在香港，與其閉門造車，有識之士更應該挺身而出，為香港把好這最後一關。 周三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