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不同的場合，與大狀出身的政客，為政改問題展開辯論。我發覺他們有一種通病，就是誤以為現實世界也存在著一個至高無上的法官；他們只要自己把道理說清楚，又有充分的證據，法官就會判他們勝訴，隨後的事情就可以交給執達吏或其他有關的政府部門去執行，他們可以置諸不理。
他們好像忘記了，法官的權力是由一個國家的憲制所賦予及規範的，而法官的判決亦需要由國家機器去執行的。然而，這些政客今天想做的，卻是改寫憲法與重組國家機器，那等於要原有的建制武功盡廢，那他們又如何能寄望單憑空談一下理念，就能達到自己的政治圖謀呢？但香港就偏偏有一批大狀政客，以為只要講清楚理據，就可把問題交給一個全能的法官來做判決，至於判詞如何在現實世界執行，大狀就不管了。
可惜，現實世界並不存在著一個這樣的法官，所以毛澤東搞文革，小布殊打伊拉克，希特拉迫害猶太人，受害者都無處申訴。納粹分子被國際法庭繩之於法，是德國打敗仗之後才發生的事。
在當前的情況之下，更無法期望國際法庭會去為香港政制發展的爭拗作裁決。即使國際法庭願意做，中國政府也不會接受，裁決也不會有機會落實。事實上，過去國際法庭所做的很多判決，最終都如同虛設。
由此可見，大狀政客那套慣用的手法，根本不可能為港人在現實政治中取得實利。他們的辯才只能在電視訪問中表現勝過高官，有時甚至足以令中央政府感到難堪，卻無法增加香港在與中央討價還價中的實力與地位。
現實世界的問題，不能靠口才去解決，而是講實力與地位。中央願意為香港提供一國兩制，是因為當時香港可以為中國擔當很多中國當時自己扮演不了的角色，而不是因為香港人勇於與北京抗爭。
香港人將來想與中央進一步討價還價，希望中央可以在香港的政制發展上盡量遷就一下香港人的偏好，最有效的方法，是提高自己在經濟上的實力地位。但香港的政客卻捉錯用神，以為透過政治理念的宣傳，與民眾力量的凝聚，就可以向北京施壓。
他們以為只要能夠再搞多一次逾五十萬人的群眾遊行，中央就會在政制發展的問題上讓步。那他們實在是太不了解共產黨了。上次，中央沒有堅持在香港推行23條，是因為自由黨中途轉軚，而不是因為有五十萬人示威，現實是中央連佔中也不讓步，怎能期望會因一次大型的遊行而作原則性的讓步？香港的一些大狀政客，長期生活在象牙塔裏，既不了解香港的真正處境，又不了解對手的實力與脾性，一味只有口中的理念，心中卻缺乏策略部署。讓這類患政治幼稚病的政客，去帶領香港的未來發展，恐怕只會凶多吉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