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月22日，本港已有68宗新型冠狀病毒確診個案，當中53宗屬於源頭不明的本地感染及本地感染相關個案，反映社區爆發離我們愈來愈近。
然而，即使反對派醫護組織為逼使政府「全面封關」而發動的罷工已經結束，但反對派仍然抓著不放，例如立法會議員鄭松泰在立法會會議上大力反對政府申請300億元防疫基金撥款，認為假如政府早做「全面封關」，便不需要這個防疫基金。
可見，在反對派眼中，哪怕社區爆發已一觸即發，他們依舊覺得當初只要實施他們口中的「全面封關」就能完全防疫。
然而，數據顯示，本港68宗確診個案中，只有16宗屬輸入及與輸入相關個案，其餘53宗全屬源頭不明的本地感染及本地感染相關個案。還有，政府規定從內地入境者必須強制接受檢疫14天。首天共有468名人士須接受強制檢疫，當中包括411名香港居民。由2月8日措施開始截至2月9日下午7時，共有918名人士須接受強制檢疫，當中包括814香港居民。由此可見，不論是接受強制檢疫的，還是已確診的，都是香港居民佔大多數。
然而，從頭到尾，反對派一直對「全面封關」的具體操作含糊其詞。他們一心只想排拒內地居民，以達致實質的「中港區隔」，自然不會考慮如何處理從內地回港的香港居民。早前香港物理治療師總工會籌委會籌委陳家輝接受港台節目訪問，期間被主持人問及如何處理大量從內地回港的香港居民，顯得啞口無言。看來，在反對派眼中，香港居民擁有著強大的免疫力，不用擔心會受到感染。而且，現時疫症在日韓台等地大規模爆發，但完全看不到有反對派要求禁止日韓台等地訪港旅客入境，他們不是要「全面封關」嗎？難道訪港旅客就不會傳染他人嗎？
事實上，反對派一開始把防疫的焦點投放在封關之上，將內地居民塑造成病毒源頭，這不單止是明目張膽的歧視，而且把防疫工作投放在完全錯誤的方向，徹底誤導了香港市民，令市民誤認為只要排拒內地居民就可以萬事大吉，結果市民只懂將疫症蔓延的責任歸咎於「外來威脅」，而忽略了最重要的部分：市民自身的防疫意識。
不少人認為，香港市民經歷過沙士，防疫意識已大大提高。不幸地，這只是個幻象，市民的防疫意識仍然極為不足。例如，政府已多次呼籲盡量減少社交按觸避免傳播病毒，但市民依舊出外逛街購物，相約一同飲茶、打邊爐及打麻將，完全忽視了人群聚集互相感染的危險性。確診個案中就有22宗涉及飯聚。雖然有不少市民行山強身健體，但缺乏公德心的市民弄得滿地垃圾及被棄置的口罩，不僅污染環境，更會傳播病菌。
此外，出於自私的利己主義，各區均有市民及區議員發起遊行示威，反對在該區設立檢疫中心或指定診所。這種的「鄰避效應」只會令政府難以盡早將潛在感染者隔離，變相增加病毒在社區傳播的風險。更令人心寒的是，有警員確診感染新型冠狀病毒，竟然有不少反對派幸災樂禍，並揚言希望三萬警員都受感染。多一個人確診，都是疫情惡化的表現，代表著社區爆發離我們愈來愈近。難道社區爆發，他們就能夠獨善其身？
有人反駁，市民搶購口罩及消毒酒精不正是防疫意識充足的表現嗎？然而，與其說這是防疫意識，倒不如說是恐慌及自私心引發的「集體歇斯底里」。他們不僅搶購口罩及消毒酒精，白米、廁紙及衛生綿亦成為他們的目標。市民瘋狂搶購口罩，加上商人囤積居奇進行炒賣，導致口罩價格變得高昂，很多基層家庭及清潔工表示買不起口罩，需要重用口罩，甚至索性不帶口罩出門。他們的居住及工作環境通常比較惡劣，非常容易受到病毒感染，但他們反而最缺乏口罩，這還不夠諷刺嗎？看來，在香港這個階級分明的社會下，防疫也是個階級問題。
可幸的是，社會上仍然存在互助精神，例如工聯會開設口罩工廠，強調只送不賣，亦有多個政黨及慈善機構協助分配物資給有需要人士。更重要的是，仍然有無數醫護人員在抗疫前線默默地堅守崗位，無私地為市民服務。是他們令筆者堅信，香港仍然存有希望，就如卡謬在《鼠疫》中指出：「即使世界荒蕪如瘟疫籠罩下的小城奧蘭，只要有一絲溫情尚在，絕望就不致於吞噬人心。」
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成員
香港中文大學大中華地區的政府與政治社會科學碩士
梁韋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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