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爆發。由於在東亞爆發，令西方群起質疑及批評所謂的「亞洲價值」，並將金融危機直接歸咎於亞洲價值，認為李光耀及馬哈蒂爾提出威權體制有助於經濟發展，從而宣稱東亞存在着與西方截然不同的文化價值，因而西方民主與人權概念並不適用於東亞等，形同挑戰西方自由主義的概念，才是亞洲金融風暴的元兇。當時亞洲經濟滿目瘡痍，西方的「歷史終結論」如日方中，對於西方的指摘唯有吞聲忍氣，後來西方雖稱廿一世紀為「亞洲世紀」，但亞洲金融風暴這口氣卻是怎樣也吞不下。
到了這次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所有以前被指抱持亞洲價值的地方均嚴陣以待，以科學和理性的態度面對疫情，擊退一波又一波的侵襲，至今仍堅守不屈。相反西方民眾卻妄尊自大、輕視疫情，虛妄得為表示不信邪，特地在疫情下湧到餐廳、酒吧等公共地方，這情況在香港的外國人社群也屢見不鮮，令人側目。
更甚的是，由於盲目的文化自信及偏見，不少西方民眾將戴口罩視作染病，因而視戴口罩為一種羞恥，不只自己不戴，還辱罵甚至毆打佩戴的人，連帶歧視防疫意識較高的亞洲人。如今疫情在西方社會失控，很大程度是這種西方的民間價值所招致，這「指控」亦實在比亞洲金融風暴的公允得多。
相對於一些人認為今次疫情代表專制體制的勝利，筆者反而覺得是東亞的民主與公民社會(如台灣、南韓)的勝利─—東亞的民主與公民社會發展非但招越了西方1990年代對亞洲價值的指控，到今天更表現得比西方社會更為成熟，顯示亞洲人在相同體制下，可以比西方人做得更好，比西方更適合發展民主與人權。
周三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