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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
2021-09-30 04:30:00
日報

民族復興需要邁過的三道大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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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19日,香港新選制下的第一場選舉即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一般選舉順利結束,「愛國者治港」在選舉民主中的根本地位與指導作用初步展現。9月21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中明確提出「民主不是哪個國家的專利,而是各國人民的權利」。9月25日,被美國和加拿大司法當局非法羈押的華為首席財務官孟晚舟女士回國,全程輿論賦以「民族英雄」的光環。同日,中國台灣地區國民黨主席選舉結果出爐,朱立倫當選,大陸民眾冷靜對待,對兩岸關係「回暖」甚至突破並不抱持太大希望,但對於兩岸終極統一的民族意志堅定不移。

這些事件具有內在的相關性,涉及與民族復興根本利益緊密聯繫的民主政治、技術主權和國家統一的結構性問題。2021年的國慶,作為剛剛實現第一個百年目標而繼續向第二個百年目標邁進的歷史時刻,必然承載著與上述事件有關的重大機遇和挑戰。對建黨百年的中國共產黨而言,其對國家的合法領導權與世界理想,已經通過2017年的十九大報告予以清晰擘畫:「民族復興」是對中國人民美好生活及其民主權利的政治承諾,而「人類命運共同體」則是對人類和平發展及中華文化之世界大同理想的普遍主義追求。這些飽滿而深遠的理想性目標及其實踐形式,嚴格構成了中國作為世界文明大國的現代性架構及其原創性貢獻。

民主,是對中國未來發展的重大機遇,也是核心挑戰。民主,就其道德本質而言,是一種政治共同體的集體自治形式,是確認成員平等權利並建構成員參與程序的一種理性治理哲學。民主之「民」為共同體的所有成員,而所謂的「主」,則是當家作主。理想意義上,人民是政治權力的擁有者和行使者,也是政治後果的最終承擔者。民主的理想化預設了每一個成員的高度理智條件和公民美德,且假定了越多的政治參與就是越正當的合法政治。
 

美借民主干預別國

但西方民主的民粹化演變,以及美國將民主作為「顏色革命」武器的干預主義實踐,對中國的民主化包括香港民主的發展造成了嚴重的干擾、誤導甚至破壞。民主不是西方專利,而是各國文明傳統與現代工業化條件下個人主義價值相結合的產物,而且民主不能脫離具體的國家體制和社會文化傳統而演變為隨意拆裝的政治遊戲。民主需要與傳統溝通整合,需要具有文化根基和實踐理性,需要依循法治並保持節制,需要克服民粹化及多數人暴政,需要排除外部干預以維護國家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在民主化喪失這些相關條件的情形下,民主必然劣質化甚至歸於失敗,無論是阿富汗還是港台地區,例子很多。

美國花了20年,最終慌忙撤出阿富汗。

美國花了20年,最終慌忙撤出阿富汗。

早在1945年毛澤東與黃炎培在延安窯洞中討論「歷史周期律」問題時,就提出了關於人民民主的經典定義:「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這一人民民主觀是飽滿的民主政治哲學,是人民監督權與人民參與權的正當化,也是所謂「全過程民主」的要義所在。當然,民主需要有法治保障,需要有確定的制度化形式,需要培育理性和程序化的民主規則,需要制度性賦權和多層次展開。無論是國家正在推展的「全過程民主」,還是香港在「愛國者治港」條件下正在生成的一種新民主秩序,都包含了中國民主道路的文化根基、政治傳統及其理性化的自我特色。無論是在國家民主範疇、全球治理範疇,還是「一國兩制」範疇,民主都是無可迴避的核心價值與制度理性,也是中國與西方展開價值和制度競爭的「主戰場」,而競爭的必要性在於西方民主的優勢話語權甚至霸權的挑戰,競爭的進步性則在於中國民主以其文明根基、政治內涵與實踐經驗,完全有資格對民主觀念和制度進行結構性診斷和創造性發展。「愛國者治港」連接了國家的民主理想和香港的治理實際,是中國特色民主政治體系的有機單元。民主不只是選舉,也不應當以選舉為中心,而是治理和發展的有機辯證統一,是對人民美好生活權利的負責和擔當,是選賢與能和監督問責,也是有序參與和理性商談,更是提煉公意和維護共同體秩序。將民主「窄化」和「遊戲化」是為了外部勢力操縱的企圖,而將民主「文明化」、「責任化」和「全過程化」則是民主對民族和公意的規範性回歸。中國民主發展典範展示和驗證的正是何為真正的、自我負責的理性民主。

國家之重大機遇和挑戰還落實在技術主權層面。只有美國看得起的「外國企業」才可能享受「長臂管轄」的司法侵害待遇。法國企業長期受害,典型如阿爾斯通公司。法國甚至歐盟也一度以《阻斷法案》反制美國的非法侵害和制裁,但成效不彰。美國已由「自由帝國主義」變身為「制裁帝國主義」,濫用霸權工具(美元、美軍、高科技及文化軟實力等)對包括盟友在內的一系列國家與地區企業及其核心利益進行非法侵害。華為就是典型案例,而孟晚舟案則是華為遭受美國「極限制裁」的一個司法抓手。在美國的「長臂管轄」制度體系中,抓捕企業高管並迫使其「戰略性合作」出賣企業核心機密與利益,已成為這種「司法圍獵」遊戲的老套戲法。但即便全世界眾目睽睽,美國司法仍然非常認真地演戲和加害,而服務於美國司法的律師們也樂此不疲,因為他們與客戶之間只有委託代理的利益關係,而沒有制度正義的倫理關係。孟晚舟案發生於中美貿易戰的關鍵衝突期,美國施壓加拿大司法機關非法逮捕和啟動引渡程式。孟晚舟案實體證據從未完整公布,而司法程式不斷被濫用,無罪推定及保護嫌疑人的正當程式被棄置一旁,甚至引渡司法的管轄權法理也被所謂的「價值觀司法」所扭曲。

美國到底恐懼的是甚麼?到底要華為怎麼樣屈服?這其實涉及到美國帝國霸權的核心支柱:通訊主權。華為的5G及其全球布局,本來是商業性的技術發展,是按照全球化的遊戲規則可以合法合規展開的市場競爭遊戲。但美國拒絕競爭,選擇非法制裁和脫鈎,採取冷戰手法甚至「綁架」方法打擊華為公司。競爭不過就使絆子,就採取公然的掠奪性手段,無非是要拖累華為公司的正常發展進程,甚至破壞其核心競爭力,來為美國企業的趕超和繼續佔優服務。通訊標準及其全球網路,影響到美國是否能夠繼續「監控」全球,影響到美國的帝國霸權是否還有「眼睛」和「大腦」。華為的5G標準帶來了美帝國的真正的恐懼,即喪失對網路世界的信息定義權和壟斷權。美國指控華為設備有秘密「後門」提供給中國政府,從而威脅西方國家的安全,但一直沒有實質性證據。美國的懷疑標準正是自身「監控」全球的自畫像,美國習慣了「後門」,於是懷疑華為必然有「後門」。美國不惜破壞全球核心產業鏈安全而對華為進行非法制裁和所謂的技術「卡脖子」。

孟晚舟歸來,是建立在中國堅定維護海外公民與企業合法權益以及華為公司堅持維權並堅持技術主權立場的鬥爭結果。破產的是美國的遏制圖謀和西方的「司法獨立」神話,勝利的是中國的民族復興精神和以華為公司為代表的技術主權突破前景。而中國「十四五」規劃要突破的,以及大灣區戰略核心指向的 ,正是與「卡脖子」有關的技術主權瓶頸。技術主權代表的先進生產力,不僅是國家間競爭的核心指標,也是人民幸福美好生活的技術基礎。

孟晚舟案是美國「長臂管轄」又一例子。

孟晚舟案是美國「長臂管轄」又一例子。

兩岸統一勢在必行

至於國家統一大業,在十九大報告以及習近平主席2019年「1·2」講話和2021年「七一講話」中均有明確的論述和構想,是中國共產黨必須完成的歷史任務,也是民族復興的必然目標。國民黨新主席未必有真心和能力擔當兩岸和平統一的歷史責任,因台獨勢力在島內仍然佔據政治上的主導權,國民黨的統一意志和力量不斷削弱,而美國對「台灣牌」的冷戰性濫用無可逆轉。這些因素都是兩岸完全統一的重大考驗。中國憲法和《反分裂國家法》構成中國實現兩岸統一的「和平方式」與「非和平方式」的辯證制度框架,而其具體的制度運用和方案形成,則需要最高政治力量的決斷及堅定的執行。「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是最理想與最和平的解決方式,但歷史不是主觀願望的產物,而必然是主觀訴求與客觀條件相結合的、依賴歷史合力的理性結果。無論以何種方式解決,台灣回歸祖國必然是民族復興和中國文明再造的決定性事件。

總之,新時代的民族復興大幕已經開啟,第二個百年的整體目標已然清晰,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加速形成。在支撐民族復興的諸多要素中,民主政治、技術主權與國家統一是綱舉目張的三個關鍵維度,也是相互支撐的有機系統。
 

民族復興需要邁過的三道大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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