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中央政府不斷敦促地方政府要與港澳兩地緊密合作，要求他們要支持港澳融入國家的發展大局；現實卻是香港的廠商在大灣區的歷史任務大體已經完成，可扮演的角色已愈來愈少，有不少甚至連站也站立不住，只好放棄生意回港退休。我身邊有不少廠商朋友，近年都不得不選擇走上這條路。
這批朋友，在改革開放初期，已紛紛把生產綫北移，為中國大陸的工業現代化，帶來了當時內地極之缺乏的資金、技術、市場觸覺、與經營管理模式。珠三角的鄉鎮能迅速工業化與城市化，他們居功至偉。沒有這批港商的冒險家精神與堅毅不屈的努力，粵港澳大灣區的城市群不會這麼快就可以形成，並發展至今天這樣的陣勢。
從這個角度來看，香港早已融入國家發展的大局，並一度擔當主力角色。在大陸政府尚未對大灣的概念有意識的時候，大灣區已透過自體生發的方式，互動互適地進行自組織，有機地逐步演變形成。
其實，世界上其他的灣區城市群，起初都是自組織的；政府只是在中後期，才在政策上加以配合吧了。所以我對透過政府規劃去打造大灣區的說法，一直都抱懷疑的態度，直到我察覺，原來深圳之所以有這麼好的發展，亦離不開國家的部署與規劃；這才令我對國家政策的功能有較開放的看法。
我雖然不再全面否定國家可扮演的角色，但我仍認為，深圳的發展成功可能有其偶然性，其經驗不一定每次都可以複製。即使能夠複製，也只局限在社會主義國家，對香港不一定適用。
香港行資本主義制度，政府一向不干預商業運作，根本沒有機制，由政府去指導商界去配合中央的戰略部署，政府只能搞些研討會，叫商界來和應一下，但商界回到公司後會怎樣配合，政府根本管不著。
而更關鍵的一點是，香港企業的競爭力已大不如前，已很難要他們在大灣區的發展中，起太多的主導作用。相對大陸年輕一代的企業家，香港的企業家大都已屆退休年齡。而他們的子女卻往往寧願做專業人士，也不願意返大陸做廠，因為做專業人士穩穩定定，不用冒風險，不用受壓力，不用擔心市場突變，而更重要的是不用與大陸官員打交道。所以很多香港的廠商都後繼無人。
再者，很多香港的廠商已在大陸失去優勢，他們原先掌握的技術已開始落伍，他們在創新科技與移動互聯網的應用上都已不及內地新一代的對手。他們年紀大了，冒風險的胃口已減，而他們在內地的對手卻善於利用資本市場的閒資。而更輸蝕的，是他們的願景不及對手宏偉，以至他們的對手往往可以吸引到更好的人才，令他們在整體競爭力方面沒法佔有優勢。
在這種情況下，香港在大灣區所扮演的角色只會逐步減少。今後不但難起主導作用，而且連想追得緊貼一點也會跟得很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