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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
2017-01-03 06:00:00

菲國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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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教我又愛又恨。這個美麗的國家、其文化、島光山色、領導能力,尤其是菲律賓人,在我的人生和心裏留下了不少永不褪色的印記。

在1977年初,我和妻子攜同仍未滿一歲的兒子,以及此前數個月在港聘請的菲律賓女傭,舉家搬到菲律賓生活了大約一年,在亞洲開發銀行擔任財務分析員。

當時香港已經成為亞洲開發銀行的成員多年,但對其運作和管理所知不多,並由同屬成員的澳洲政府官員做代表。當年香港的財政司夏鼎基爵士熱切希望加深了解亞洲開發銀行的實際工作,從而可以用明智的角度探討香港對亞洲開發銀行的貢獻及投資到底是不是用得其所。當時任職副財政司的我被布政司署的財政科臨時委派到當地,了解亞洲開發銀行的一切運作。

由於菲律賓的生活指數遠低於香港,拿着香港的薪俸在菲律賓過活非常划算,我們在Makati社區內找到一所房子。每當不用出差,我們便會在菲律賓四處遊歷,結識到眾多朋友的同時,更迅即開始欣賞菲律賓的自然美景、豐富的歷史和那些友善兼有教養的人。然而,馬尼拉一些近郊地區的貧窮與衛生情況令人毛骨悚然。所有的主要幹道經常塞滿帶來污染的吉普車和其他各式各樣的汽車,嚴重的交通擠塞問題每天都考驗我的耐性。再者,我們的居所附近並沒有像樣的中國餐廳,想吃一頓正宗的中國菜就要到馬尼拉的唐人街,即使交通暢通無阻,也要一小時的車程。我在菲律賓的大部分時間一直戒嚴,直至在我離開菲律賓之前不久才終於解除戒嚴令。

 

我對亞洲開發銀行的了解加深,亦不時向香港的部門匯報我的工作。我是一些項目的財務分析員及數個項目的經濟師,項目包括在印度Madras和孟加拉Chittagong的鐵路工程、南韓鄉郊的房屋項目和在菲律賓Mindanao的水力發電項目,定期的出行及與不同的官員接觸令我眼界大開,亦開始磨練出更佳的工作與談判技能。我和妻子對那段在菲律賓的美好日子仍然記憶猶新。

我在1978年初回到香港擔任管理政務職系的工作。當時的廉政公署正着力肅貪,香港警隊內的集團式貪污被一網打盡,但繼而引起的警廉衝突導致社會動盪,而我當時另一項主要工作是處理對警務人員的特赦和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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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70年代中期開始,香港的經濟開始起飛,我認為廉政公署對此功不可沒。整個社會彌漫着公平和廉潔價值,因而吸引大量外來投資,香港經濟騰飛,同時不少香港商人到中國大陸設廠,充分利用當地的勞工、土地和原材料,令香港由製造業轉型至服務型經濟,個人收入上升,失業幾近絕跡。但此時菲律賓仍然受制於缺乏投資、嚴重的貪污問題和失效的官僚體制,經濟停滯不前。成千上萬的菲律賓人選擇到香港做家庭傭工,然後把辛苦掙來的錢寄回家鄉。還有很多菲律賓人選擇到亞洲其他地區或中東工作,形成菲律賓強烈倚賴把外幣資金調回國家的經濟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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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與菲律賓相關的人生交叉點發生在1981至1982的美國,當年我正在哈佛大學修讀碩士課程。同一時間,阿奎諾二世即其後阿奎諾三世總統的父親與他的家人住在麻省並於哈佛大學進行研究工作。他當時從監獄獲釋到美國做手術,病癒後開始在美國演講,內容大多批評當時執政的馬可斯政府,他的演說大多在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大學舉行。很多在哈佛大學內支持他的信念的菲律賓人常圍繞在他身邊,為他回到菲律賓執政籌謀。他們當中有數人名義上與我修讀同一學科,但我甚少在課堂上遇上他們。我對這些流亡的菲律賓人甚感興趣,他們的辯才、勇氣和對阿奎諾二世的堅定信任令我入迷。可憐的阿奎諾二世在1983年輾轉經台灣回到菲律賓,但甫下機便遭殘暴暗殺。一切俱往矣。但這個充滿色彩的人和他出於愛國而作的犧牲一直長存在我的記憶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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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8月31日卻是災難的一天,當日大約早上10時,一名遭辭退的菲律賓警員在位於馬尼拉Rizal Park的旅遊巴上挾持香港遊客和領隊,只釋放了一些老人和小孩,其餘20人在旅遊巴上充當人質。在事件發生後,我們估計當地政府會採取一貫應對軍方或警方發動叛亂時的不流血手段。我當時相信,在人命攸關的時候,效率、準確性和執行上的協調至關重要,和平時期的一般程序並不適用,我一直嘗試與阿奎諾總統對話,希望向他傳達保障香港人質安全及避免流血事件發生的重要性。我亦已經準備向他提供一切援助以便和平解決挾持事件,然而他漠視我們同屬亞太經合會議領導人的身份,拒絕接聽我的電話。我也請求我們駐馬尼拉的大使館提供協助和介入事件。

我當晚在禮賓府設宴,剛過了晚上7時,獲悉現場傳出槍聲,就立刻懇請客人離開,並與政府高層開會商討對策。我再嘗試致電阿奎諾總統,但始終未能成功,我愈來愈憤怒,但仍然強忍淚水,更致電中國外交部長楊潔篪投訴。然而受距離所限,我們單方面想提供支援都是枉然。最終菲律賓政府在焦急下開展了非常失敗的拯救行動,在所有國際電視台的鏡頭前上演了血腥的一幕。8名在旅遊巴上的香港人遭冷血地殺害。我對菲律賓政府最終採取強攻的方式感到很悲憤,唯一令我感到一點欣慰的是有很多菲律賓人,尤其是那些在香港居住的,與我們一同哀悼死者。在菲律賓,香港的受害者獲得很多的同情,同時,殺人者和菲律賓政府招來多方面的譴責。這段悲慘記憶至今仍像陰霾般在我腦海中揮之不去。

阿奎諾三世在餘下的任期縱使深受國內民眾歡迎,但與中國的關係由於南海的海域問題而破裂。他的繼任人杜特爾特總統努力嘗試修補與中國的關係,不過他對國內和外交關係的處理手法在國際社會卻令人側目。

雖然人事、經濟氛圍和政治環境隨時間而改變,但我的心將和那些樂觀及堅毅的菲律賓人常在。我相信我的命運會與菲律賓再度遇上,願友誼、互相尊重和禮節的精神將長存於我們之間。

 

(文章為專欄上、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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