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電影《我，不低頭》(I, Daniel Blake)，講述於英國一個患有心臟病的男子(Daniel)突然於工作期間心臟病發，之後被醫生斷定為不適合工作。當他想申請社會保障時，卻因保障部的評核準則與醫生的不同而被判斷為適合工作。
Daniel在政府的就業中心等候服務時認識了一位帶著兩名小孩的年輕媽媽，她因學歷低和需要照顧小朋友，根本沒辦法工作，但因她亦被斷定為適合工作，因此除了食物銀行的接濟，就沒有其他支援。
Daniel認為制度不公，逼使根本不適合工作的人士找工作，不斷挑戰制度和保守的公務員。但最後因心臟病發，在上訴面見前過身。
很多朋友看完電影後覺得沉重，對Daniel的死感到很感慨，更對制度很氣憤。
電影的震撼在於沒想像過一個制度能夠奪取一個人的性命，其實這部電影並非虛構，而真有其事。英國一個調查發現，於2011年至2014年期間，近2,400名被福利制度斷定適合工作的福利使用者，因根本不適合工作而最後喪生。
以工作為本的社會福利制度(workfare)下，福利使用者需要不斷嘗試重投工作以最終脫離社會福利為本。社會福利不再視為基本權利，而是最低限度的接濟。政府於社會保障的角色越來越細，更「卸膊」到社會服務機構上。
其實，香港亦奉行一樣的制度，施政報告更建議將長者綜援申請年齡由60歲調高至65歲，換言之，長者需要工作更長時間。然而，如果整個就業市場並沒有改變，僱主依然不願聘用較年長人士，甚至很多長者已經不適合工作，那麼制度只會令更多有需要人士得不到照顧，以致陷於困境。
這樣的福利制度，還算有效的安全網嗎？
周五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