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哥，是幾個我尊重的商界代表的其中一個。由他在啟聯時代認識，到後來成立自由黨，有人會認為他變化很大，但如果跟他有溝通過，都知道他的理念並沒有變，而是跟著時代走的一個有心人。
最深刻的，是飛哥作為資方商界代表，本應跟我們勞工界是天生的勢不兩立。然而，他卻是一個有傾有講有理有節的人。在推動工傷權益的事宜上，他都表現出開放熱心的態度，比起今天一些資方代表勝出百倍。
當然，政治上才是飛哥最值得尊重的地方。我說的不是立場，而是態度，那種總有溝通餘地的態度，是當今政壇，無論任何黨派都需要學習的。在他的年代，我們不會見到打罵的場面在立法會出現，卻見到在議題上共識的出現；不會見到極端的破壞性在社會出現，卻會見到建設性的討論和辯論出現。
最後一次見飛哥，也是一次公開的討論和溝通，當時他主持一個時事清談節目，請了我做嘉賓，也是談論香港兩極化的政局。記憶中，飛哥當時的身體也較為虛弱，但他的問題仍然尖銳、辭鋒仍然銳利、腦筋轉得非常快，而態度則仍然是寬厚且有理有節……
我們雖然有競爭，有針鋒相對的時候，但大家都是朝著解決問題的方向而行。
香港少了飛哥，是所有仍有溝通，仍然喜歡理性討論、相信真理愈辯愈明的人的一大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