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崇光百貨外持刀向警察施襲隨後自殺的50歲男子，既不是憤青，也不是憤老，充其量只是個失意中年，因而就連警察也走漏眼。但這卻間接證明當局對抗爭者以及同情抗爭者的假設完全錯誤──疑兇背景與當局假設的年輕人和有經濟或房屋問題的人完全不吻合，可見對香港的研判，亦必然充斥着同樣的盲點與誤判。
事實上，警方封路阻聚集的措施早在6月4日已開始。警方研發了一種以封鎖線膠帶及較少警員便可控制大範圍的辦法，原意是不錯的，頗有效地阻止市民聚集。不過行動中警方經常隨意搜查穿黑色衣服、戴黑色口罩，甚至只是頭髮染得比較厲害的年輕人，至少為難他們15分鐘才放走，令途人也為之側目和感到憤憤不平，這無疑是取禍之道。到了7月1日，已發展成不少年輕人故意穿黑衣、戴黑口罩讓警員搜身，以示不滿，可見民憤已到了一個無法宣泄的地步。
港人的怨恨其實從2019年起從未被消解過，反而是與日俱增；這一年多完全是疫情的關係，才得以暫時被壓下去。因此香港實際上是一直坐在一個火藥桶上面，但當局和建制派卻懵然不知或根本不敢報告。
歸根究柢，近期市民的不滿是來自生活方式的急劇改變：一下子言論自由、遊行集會自由、新聞自由全都沒有了──港人或可接受沒有政治權利，但改變他們一貫的生活方式，老實說任何地方的人也接受不了。目前中央在所有方面同時收緊，非但解決不了問題，而且必會招致反彈──在中央和建制胸有成竹的同時，港人之間一種新的悲壯感，卻在破繭而出。但很無奈，當局和建制派早已失去了可理解這種心情的同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