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模式控疫就是向一刀切式的全面封城說不。(資料圖片)
經濟學是非題：疫情期間，容許市民自由出外增加社區內各人受病毒感染的風險，因此為社會帶來負面的界外效應(negative externality)，政府有責任鼓勵甚至強制市民留在家中。
回答這條問題前，先來個利益申報。我認識的自由主義經濟學者，都不約而同對全面封城有所保留；我們在傳媒聽到不少醫學專家意見，卻非常支持經濟停擺。不是嗎？當早前一名沒有外遊紀錄的女子確診感染新冠肺炎後，袁國勇教授便馬上提出或須暫緩復課。好了，從個人利益出發，於我一類擁有終身教席的大學教授來說，我們面對失業機會近乎零，除非大學倒閉，我們的飯碗跟象牙塔外的經濟狀況沒有關係。至於醫學專家，疫情當然大大增加了社會對醫護人員的需求，但這會大幅增加醫護界的收入嗎？不見得，疫情明顯增加的，是醫護人員工作時受病毒感染的風險。根據經濟學上「補償性工資差異」(compensating differential)原則，他們的工資是有需要相應調高的。否則，他們設法減低病毒傳播和避免醫療系統崩潰，除了是醫者父母心，亦與前線醫護人員的個人利益一致。
我當然知道，醫學界有他們的專業知識；但我也希望醫學界的朋友明白，經濟學界也有我們的專業知識。新冠疫情，是流行病學問題；涉及控制疫情的公共政策，卻也是經濟學問題。自阿當史密，我們都知道工作風險愈高，工人便需要愈高工資作補償。這取與捨的邏輯，證明職場上人命風險有價亦有市。瑞典模式控疫，就是向一刀切式的全面封城說不。餐廳如常營業，小學生如常上課。不是佛系，瑞典政府有向市民提供防疫資訊，亦有政策去針對高危一族精準抗疫。除了經濟成本的考量，瑞典模式背後的邏輯，還有對個人自由和私隱的尊重，和今天彷彿是不可告人的「群體免疫」(herd immunity)效應。
回說那條經濟學是非題。我的答案是不一定，因為把病毒帶到社區，開始時會增加其他人在社區活動時的感染風險，但同時亦會因「群體免疫」而減低往後受傳染的機會。前者是負面的界外效應，後者卻是正面的界外效應。換句話，只要高危一族暫時留在安全地方，健康風險低的市民出外走走，社區的群體免疫力提高了，往後病毒在社區傳播的風險便可降低。這條經濟學是非題，換轉是注射疫苗，同學們會毫無疑問地認為這是正面的界外效應(positive externality)，政府應鼓勵甚至強制市民接種。
其實，大教授張五常在他的經典文章《蜜蜂的神話》早已解釋過，現實世界裏同一行為對別人的界外效應可正可負，因此不一定需要政府干預：「一個人的行為影響他人，沒有合約，沒有價，也沒有風俗或不成文法等約束，公損不一定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