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有特殊教育需要（SEN）的學生數目大幅增加，家長亦面對極大壓力，更影響親子關係。有些青少年中心為了幫助他們克服困難，成立專隊，增聘社工，為學生及家長提供深入的支援。
老年人口增加，亦使認知障礙症更普遍，同學朋友之間分享，不少家中長者都面對相同問題。有些老人中心亦嘗試發展新項目，與醫護專業合作，以不同活動及訓練，延緩症狀惡化，為長者及照顧者提供支援。
這些服務原本應由政府資助，但由於政府多年來缺乏福利規劃，服務設計追不上社會需要，所以社福機構要自行籌款以提供新服務。
政府推行整筆撥款資助制度，其中一個目的就是讓社福機構有更大彈性調撥資源回應社會需要。可惜，當機構運用這些彈性發展新服務，填補資助服務不足時，卻可能被批評為以政府資助補貼自負盈虧的服務。近日審計署發表的報告就是很好的例子。政府推行政策未能貫徹目標，部門之間缺乏共識，將所有問題簡單地歸咎於社福機構的管理問題，並不公允。
這些由機構自發提供的項目，雖然由政府以外的基金資助，被列作「非資助服務」，但它們都是整體服務的一部分，讓受資助服務的對象得到更好的照顧。這些項目彌補了政府資助服務的不足，提升了受資助服務的質素。政府因為其他人樂意幫忙，攜手解決社會問題，反而要與機構計較，甚至要機構扣除部分員工的薪酬撥款，實在於理不合。
我們深信，政府有責任滿足市民的褔利需要。當政府服務未盡完善時，社福機構願意多走一步，動員社會資源，填補服務的空隙，實在應該支持。社福機構靈活、彈性推動服務發展，應是「整筆撥款」制度的原意。我想市民大眾亦不會期望機構默守成規，只著眼於完成資助「範圍」的工作。
如果要從審計「衡工量值」的角度看，機構提供的「非資助服務」，可算是增值服務。如果政府以僵化的思維及制度扼殺機構主動填補服務空隙的精神，受影響最大的不是社福機構，而是服務使用者，特別是那些因為政府缺乏服務規劃而得不到合適服務的弱勢社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