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前後有兩則新聞尤其矚目：其一，港澳辦主任王光亞重申中央對下屆行政長官的四項要求——「愛國愛港、中央信任、有管治能力、港人擁護」；其二，故宮文化博物館將落戶西九文化區。
有機會長期展出故宮珍藏，讓香港人以及遊客近距離觀賞國寶，親炙中國傳統文化，自是一大好事。但在滿懷愛國自豪感去興建新博物館的同時，應否同樣提升本土文化，關注香港獨特的歷史烙印，尤其是一些具全球影響力的事蹟？得知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慷慨捐贈全資35億元興建新場地，固然令人雀躍；但聯想到醫學博物館還只能臨時租借場館，勉力為繼，卻不免有所感觸。
醫學博物館現址前身為香港細菌學院，是目前本港尚存無幾的愛德華時代建築，毗鄰十九世紀末瘟疫的原爆點。1894年香港爆發大瘟疫，政府特地延請日本名醫北里柴三郎出手相助，但最終找到瘟疫源頭的，是自動請纓、寂寂無名的法國小子耶爾森(Alexandre Yersin)。耶爾森發現的病原獲命名為鼠疫耶爾森氏桿菌(Yersinia pestis)，也解開了歷史上其他鼠疫(包括十四世紀橫掃歐亞的黑死病)之懸案，是改變世界醫學史的重大突破。
今天醫學博物館立有一尊耶爾森的銅像，紀念這位先驅不遠萬里來到陌生的城市，救助素不相識的病人，實為後世醫學跨國界合作的典範。醫學博物館的價值，其實超越醫學領域，而是從側面反映了香港的發展史，記載了香港人經歷過的創傷和戰勝疾病的經驗：譬如華人西醫書院的創辦，使西醫觀念從此在民間立足；瘟疫時期政府「洗太平地」，修訂衛生條例，華人的居住環境遂有顯著改善，這些都成了本土歷史的一部分。
愛國和愛港並無衝突，應否多一點雙管齊下、並駕齊驅？提升香港既有的博物館，就是促進本土的文化發展，這不但不妨礙西九文化區的鴻圖偉略，反可互相輝映。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院長/周四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