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她今年《施政報告》的最大特色，是「突破傳統官方思維」，「大膽做事」。她舉的例子包括運用《收回土地條例》收回私人土地興建公屋、要求市區重建局提供資助房屋單位，以及為輪候公屋的低收入人士提供現金津貼。
公僕文化 政治中立
以上這幾件事，都是政府過去認為不應做的。第一，對於運用《收回土地條例》收回私人土地，林鄭以前曾經強調，《基本法》保護私人財產，政府徵收私人土地必須小心行事；如果輕率收地，一定引起司法覆核，招致漫長的訴訟，反而妨礙土地發展。第二，政府過去認為，市建局成立的目的是為了發展私人物業，他們要自負盈虧，不應叫他們負責提供資助房屋。第三，在沒有租金管制措施的情況下，如果向「劏房」租戶發放現金津貼，業主一定乘機加租，結果政府發放的金額都落到業主的口袋裡，租戶不能受惠。
以往的政府，包括過去兩年的林鄭政府，不做這些事，不是因為他們不夠「大膽」(林鄭在過去兩年顯得比現在大膽得多)。他們不做，是因為他們有一套如上面所說的道理；根據這套道理，他們認為這些事不應做。如果那就是林鄭現在要突破的「傳統官方思維」，我們便應該看看，這種思維是怎樣形成的？有甚麼特點，包括優點和缺點？這種思維是否貫徹於所有政府政策？甚麼時候應該突破？
不少評論指出，香港在回歸前後一直是「公務員治港」；這管治模式沒有因為特區政府2002年引進了「主要官員問責制」而有所改變。公務員是「政治中立」的：對於任何政策建議，公務員不會根據自己的政治立場而表示贊成或反對。當政府考慮是否要推行一項有爭議的公共政策時，公務員會對政策建議進行客觀分析，向決策官員提交報告，列出有關建議的優點和缺點、成本和效益，以及社會上的支持和反對意見。決策官員根據公務員提供的資料，衡量了政策建議的利弊得失，作出採納、修改或者拒絕的決定。
少做少錯 不做不錯
決策官員所作的決定，不可能「政治中立」。任何有爭議的公共政策，例如要不要徵收私人土地？要不要叫市建局興建公營房屋？要不要向輪候公屋家庭發放現金津貼？公務員提供的專業分析，一定包含正反兩方面的意見；做或不做，並不是決策官員夠不夠「大膽」的問題，而是取決於當屆政府的政治理念。有時，專業分析或會告訴決策官員，推行某項政策會在社會上遇到很大的阻力，政府要付出很大的政治代價；但決策官員以至整個管治團隊為了堅持自己的政治理念，會決定「迎難而上」，這是決策官員的政治決定。
當決策官員都是來自公務員隊伍，未能擺脫公務員的思維和心態，遇上有爭議的政策問題，他們會怎樣作出政治決定呢？
有一位當了多年公務員後轉任問責官員的「老官骨」，退休後曾經這樣說明政府裡「少做少錯、不做不錯」的官場文化：「你知道我們的AO(政務主任)是怎樣工作的嗎？他每天早上回到辦公室，看看案頭有甚麼要處理的建議；跟着便用整天的時間寫報告，說明為甚麼建議行不通。」
這當然是誇張的說法，但也不是完全沒有根據；他指出了一般公務員比較保守的心態。這保守心態不一定是負面的：雖說「為官避事平生恥」，但決策者凡事多想困難，少冒風險，即使難成大事，卻可避免因輕率決定而犯下大錯。
政治理念 沁入心脾
林鄭是個例外。她出身公務員，卻顯得特別大膽，不像一般公務員那麼保守，那麼謹小慎微，所以贏得「志不求易，事不避難」的讚譽。(誰料一場「修例風波」，正是因她「事不避難」而引發；換上一個沒有她那麼大膽的行政長官，香港或不會出現今天的局面。)
那麼，為甚麼她出任行政長官兩年，面對覓地建屋的迫切問題，一直不肯大膽運用《收回土地條例》，到今天才願意「突破傳統官方思維」呢？
這是因為公務員的保守思想並不單純來自「少做少錯、不做不錯」的心態。香港的公務員體系，其實並不是沒有一套共同的政治理念：那是一套打着「大市場、小政府」旗幟的右傾保守思想。林鄭大半生浸淫在這個體系裡，當中的政治理念怎不沁入心脾？這套最根本的「傳統官方思維」，她是不會打破的：不是無膽，只是無心，除非來到像眼前這個地步，迫於形勢。
以下幾句話，一字不易地重複出現在林鄭發表的每一份《施政報告》裡：「面對公共資源不是無限的情況，改善民生的政策措施不單是供求的問題，也是社會不能迴避的分配問題。」她的分配觀念，令她不但堅決拒絕「全民派錢」，也堅決拒絕全民退休保障計劃；寧可每年一次過「派糖」，不肯推行任何涉及長期財政承擔的福利政策；至於房屋政策，她不會改變私營為主、公營為輔的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