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下台在即，仍不斷打台灣牌，且招招狠毒，令北京處於一個十分尷尬與被動的位置。
很明顯，美國在台灣問題上的定位，已作出根本性的改變；北京若不變陣，只會愈來愈被動，甚至可能失控，令台灣問題朝著中央最不願看到的方向發展。
如果北京政府肯面對現實的話，不難看到，北京反覆向台灣推銷的「一國兩制」，在台灣民間已失去認受性。強推只會增加台灣民眾的反感。
要扭轉這種局面，沒法單靠在原有的政策基礎上進行修修補補；而是要因應整個國際形勢，進行重新定位，重新布局。不肯承認過去的工作的確存在着失策的地方，是不可能建立新局面的。
台灣問題源自國共內戰。起初，逃亡到台灣的國民黨政府，仍念念不忘反攻大陸；國共所爭的是在中國的正統地位，所以在一國問題上，完全沒有懸念。
到蔣經國上台後，開始意識到中共在大陸的地位已日漸鞏固，試圖反攻大陸已不切實際，很難以此來凝聚台灣民心。唯有轉而立足本土，先建設好台灣再算。
無可否認，在北京進行改革開放之前，台灣在經濟建設上，以及在人民生活的質素方面，都是做得比大陸有成績的。這種情況導致台灣民眾，尤其是年輕一代，對被中共統一非常抗拒，進而發展出企圖獨立的情緒。
改革開放後，內地經濟突飛猛進，人民的物質生活亦有長足的改善。北京以為這種情況足以吸引台灣回歸。但實際吸引到的主要是台灣商人的投資，以及台灣的人才來尋求職途上的發展。一般台灣人只會來大陸旅遊，卻甚少會嚮往返大陸生活。
從太陽花運動中台灣年輕人的表現來看，他們對來自大陸的影響，即使只是商業上的，也十分恐懼，非常抗拒。這種民情，導致國民黨也不敢輕言統一。
北京領導人可能認為這是因為台灣民眾的思想受到西方自由主義毒害的結果；但為何這種毒害對受社會主義教育長大的大陸人一樣會有影響呢？不徹底弄清楚這一點，或只是簡單地為問題下結論，都沒法真正把問題解決。
再者，這個問題不單影響北京與台灣的關係，亦影響着北京與歐盟的關係，以及北京與泛太平洋國家的關係。若是北京沒法找到對西方自由主義的正確定位，北京要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亦只會是一句空話。
西方自由主義的基礎是個人主義。在崇尚個人主義的地方，個人的權利會受到較大的保障，個人的選擇亦會有較多的自由。大部分人都喜歡在自由社會生活。而北京奉行的集體主義，雖有利於統一調配資源，及方便作更長遠的規劃，但無可避免會收窄個人自主的空間。
在人類歷史上，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從來都是相輔相成的。若是北京完全否定個人主義，並以集體主義去壓個人主義，將不但解決不了台灣問題，亦解決不了自己與國際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