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初期，香港曾有部分醫護人員罷工，理由是政府當時未有全面封關，不符合他們對抗疫需要的判斷，所以他們需要以罷工的方式向政府施壓。
不難明白，全面封關對防止病毒快速傳播確有很好的作用。問題是封關會產生一定的後遺症，對社會一樣會有其他的負面影響，政府需要平衡各方面的利害，選擇一種對香港傷害最小的做法。
事實證明政府當日的判斷並沒有錯，因為即使沒有全面封關，疫情亦被控制在一個香港醫療系統可以應付的範圍之內，效果遠比大部分的歐美國家好。若非後來又有第二波在外受感染的港人回港，確診人數應不會上升得這麼快。
相反，選擇罷工的判斷就明顯出錯。第一，罷工最終因缺乏廣大的醫護人員支持而得叫停。第二，只要求全面封關，而沒有封關的細緻做法，封關根本沒法落實。第三，貿然罷工損害病人的利益，加大繼續堅持崗位同事的壓力。第四，事實證明，他們要追求的目標，並不是非如此不可。
現實是醫護人員只宜從醫護專業的角度向政府提供相關的意見，而不是代替政府做宏觀的判斷。政府要為社會着想的地方，遠比醫護專業的範圍大。不能因某一方的片面需要而左右政府在整體上的決定。
社會上有這麼多的利益集團，他們都可以有自己的專業判斷，如果每個集團都有一套希望政府跟隨的道路，並以罷工的方式去迫使政府就範，那我們的社會一定混亂不堪，市民難有安穩的生活好過。
在抗疫期間，政府被批評得最多的，是只顧經濟利益，而不顧市民的性命安危，但這兩者不一定是完全對立的。只考慮防疫需要，不考慮盡量讓經濟正常運作，一樣可以造成人命損失。
以印度為例，由於沒有安排妥當就進行封城，令大量從農村進入城市謀生的農民工突然失去了工作。這批人根本沒有積蓄，手停口停，很多已多天沒有進食，形成一股盲流到處流竄，隨時會發生暴亂，對社會造成傷害。
香港是一個外向型的城市，一旦封城，隨時可以導致物資供應短缺，一旦形成恐慌，一樣可以造成災難。現實是香港之所以能夠在抗疫方面有較好的表現，關鍵是香港的經濟發展水平高，而政府手上亦有大量盈餘，否則在開展防疫工作時，就不會那麼得心應手。
有些經濟水平差的地區，想測試，卻沒錢買試劑；想隔離，卻沒資源設立隔離營；想救命，卻沒有呼吸機……醫療系統很快就應付不了患者的迅速增長。歷史上，伴隨疫症出現的，往往是饑荒、暴亂、民不聊生。因此，政府在考慮應對策略時，不能只從防疫的角度著想，還得作全局上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