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21世紀資本論》的作者皮克提的研究發現，資本投資的收益率，在大部分時間都勝過經濟增長率。這反映在社會新生財富的首次分配中，出資本的人所獲的分配多過出氣力(包括腦力)的人。這是社會財富分配不公平的起始。由此而產生的貧富懸殊，一方面導致市場需求不足(窮人沒錢消費)，另一方面又導致市場上的資金沒出路，到處流竄，引起金融風暴。這種情況的一再出現，令人們對社會的前景失去信心。
為了補救第一次分配不公平所造成的禍害，政府透過徵稅的方式，對財富進行第二次分配，以扶助弱勢社群，及為社會不同的層面提供福利補貼。政府這種做法雖然在相當的程度上減輕了第一次分配的缺陷，但同時亦產生了不少後遺症，衍生了很多新問題。
(一) 政府的官僚架構，由於缺乏利潤的考核，唯有靠繁鎖的規章制度作重要監察，運作的過程中浪費極大，效率甚差。即使沒有貪污腐化，單是供養公務員系統已經所費不輕。如是導致第二次分配的效益不容易提升。
(二) 政府進行第二次分配的時候，所用的準則是「損有餘而補不足」，而非「論功行賞」。結果導致原先在經濟上缺乏貢獻的人，反而在第二次分配時，得到較大的得益；而原先在經濟上作了較大貢獻的人，他們的得益反而會被削割。發展下去，社會上願意作貢獻的人會愈來愈少，想依賴的人就會愈來愈多。所以，西方很多高福利的社會，生產力都出現衰退。
(三) 政府作分配時，從來都拿不出甚麼好主意，為了避免順得哥情失嫂意，一般都採用人人有份，每份均等的方式。譬如派消費券，就每人五千；窮的五千，富的亦有五千。又譬如寬減差餉，有一間屋的有得寬減，有十間屋的亦一樣間間有得寬減。政府從來不會按不同的具體情況，作不同的處理。因為政府要面對的具體情況太多了，照顧不了這麼多，唯有一視同仁，不設例外。這樣分法，當然會有浪費。
(四) 第二次分配會助長政客對權力的野心，他們會以為人民謀幸福為由，不斷擴大政府的管轄範圍，把政府的架構弄得愈來愈大，政客可以支配的資源愈來愈多。這樣他們就可以竊取經濟利益，以及掌管更多的政治權力。在依賴第二次分配比較重的地方，政治鬥爭會比較複雜，相對骯髒。
(五) 由於第二次分配並非植根於財富的產生過程，而任由掌權者作主觀的分配。所以獲得配合的人，只有受照顧的感覺，卻缺乏成功感、自豪感。他們會逐漸失去命運自主的決定，變得愈來愈依賴政客，最後走向通往奴役之路。此之所以，我並不認同讓第二次分配在社會上扮演過重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