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拾「能做到」精神

當政府民望低，連行政會議也淪為諮詢角色，可以用無議程的因由休會一周，建制內的中層官員也因為缺乏授權和領導而失去了果斷的改革能力，決策拖拖拉拉，停滯不前。

首先你會發現，政府的決策愈來愈慢，以前以效率見稱的公務員辦事能力正在瓦解，近年的基建發展保育項目都有延誤，大家不敢說出完工日期。七百億的高鐵工程本應在2015年完工，但現在可能延誤起碼一年；中環街市的活化本來只需兩年多，現要延至2020。西九設施呢，前幾年說大公園是2014，戲曲中心是2015，但現在通通順延一至兩年。社區的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也遭到同樣命運，例如藍屋的更新波折重重，復修工程最快要在今天夏天才啟動。

伴隨著工程的延誤是費用的超支。中環街市預算本是五億，上周市建局已說不止此數了。西九戲曲中心建造費上漲四成，設計仍未公布的M+視藝文化博物館超支可能更厲害，起碼要六十多億元。

近年來，專業人士都免不了要面對漫長的審批過程和嚴苛的法例。例如中環街市的建築師希望完整保留街市的外牆和窗戶，建議利用行人天橋和行人電梯作走火通道，不用另建走火梯，但官員不敢跳出原有框框，也不願意與專業團隊共創解決方案。同樣情況也出現在其他保育計劃，例如要求戰前唐樓的活化過程符合當今消防和建築條例，即是說部分原汁原味的建築細節不能留低。

在觀塘，發展局長說「起動」九龍東並非要把工廈的逾千文化創意產業單位趕盡殺絕，但事實是畫廊和live house等除了不是「工業」，也不符合消防條例，若政府沒有意志與民間尋求創意解決方法，如像當年紐約般放寬法例，文化單位只會逐步被取締。

近期從建築規劃和保育界聽回來的，都是許多「不准」或「不能」，政府以前會怎樣回應？當法例過時，政府聽到意見，一般會考慮修例，回應社會價值觀的改變，不會被國際知名建築師揶揄說「窒礙設計空間」。

這些事看來是小決策，但未能推動合理改革的心情比大氣候的崩壞更令人沮喪。看到官員惶恐說不，我常在想，有甚麼方法，可令政府重拾「能做到」精神？

香港當代文化中心總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