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又踏入報稅季節，作為本地稅收主要來源的中產，每每為此頭痛。隨著近年香港社會及政府，對貧富懸殊、在職貧窮、貧困兒童、低收入移民家庭、族群同融，以及特殊教育的關注與著力，反而凸顯了中產經濟壓力日重，社福支援不足的窘況。既看到中產苦況，卻又解決無從，說明官僚固有思維，以及現行稅務及財政教條，成為中產解困的制度性障礙。假若不作徹底改革，不獨中產「上流力」日降，緊隨其後的「M型社會」，會造成收入結構惡化，整個社會經濟體系終將變得鬆散乃至瓦解。
無論大眾是否認同港府的扶貧政策，自回歸以降，特區政府對貧窮、養老、工資、工時等問題的重視遠超殖民時代卻為事實。無論特區政府是有意為之，還是被公民社會拖動向前，上述施政方針調整，正是從殖民管治向本土政府的職能轉變。必須注意者，一方面，特區政府將支援中等收入家庭，與扶助貧弱分開處理；對兩者的重視程度，亦難以同日而語，便大有可能捉錯用神。
就日、韓經驗觀之，強化並擴大中產，不獨阻緩階級下流，而為基層上流拓闊空間。中產旺盛消費力，而非上層龐大資產累積，才是滲漏效應的原動力。另一方面，對殖民時代稅務體系照單全收，不獨從未全面檢視其歷史源流與設計特點，更不斷強調表面優越，實質具有欺騙性的低稅率，必然吞下殖民體制之苦果而不自知。
英國殖民地多由商行推動建立，東、西印度公司嘗在新、舊大陸五洲三洋長期代行政府、軍隊職能。現代英語裡「merchant ship」具商船、賊船與軍艦三重意思。歷史上，香港「輕徭薄賦」本為以此作中轉的貿易、金融企業而設，對本土經濟發展、本地民生改善，幾不作政經承擔。及至港督麥理浩因對華政治判斷而作大規模社福投資、公共建設，所造成的財政缺口再由高地價填補。
由此觀之，李光耀及繼承人最值得稱道者，並非以遠比香港少的人口及經濟腹地，更大幅度地提高收入、改善民生；而是將一個政治、經濟、法律和香港相近的殖民體制，經過數十年的演化，蛻變成自由雖稱不足，但國民生活保障及發展機會得到高度重視、有序培育的「類社會主義國家」。社會資源的集中再分配，在不斷提升新加坡作為小型開放經濟體的競爭力之餘，亦強化了社會整合度及發展潛能。經歷體制改革，今天的新加坡不只動能，其位能亦大幅超越香港。
誠然，新、港體系根本差別在於土地房屋政策，而土地政策直接而深遠地影響到資源再分配、再平衡。無疑，「組屋」從概念到實施都限制了市民競爭與選擇，不合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教條。「組屋」使到新加坡以經濟政策、公營機構和公共投資為核心的發展路向得以施展，其主要稅收俱由經濟活動帶來。即便經濟效益、發展潛力由執政黨壟斷，亦得以高效地重投發展領域，形成推動國家向前的良性循環。(告別殖民——稅制篇)
中國經濟史博士，香港智明研究所總監，從事城市網絡研究。逢周五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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