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續前文所論，新加坡由於實行組屋制度，房產的投資、炒賣功能被公營房屋及土地制度抑制，壓縮金融泡沫之餘，亦使新國得來不易的人力和資金積累，得以長線、高效運用。新加坡實體經濟活力充盈、變而求進，有其制度性根源。與之相較，港府所獲利得稅、薪俸稅，往往不過財政收入之半；相反，自賣地、差餉、釐印所得「非經常性收入」，僅與直接稅收相距毫釐。香港投資市場日大、產品日豐，但證券交易仍佔大宗；而當中，與土地開發密切關聯的金融、房產、公用股始終佔據核心位置。從而形成殖民地獨有的，既非累進，亦非累進的「橄欖型」中間闊兩頭尖稅收結構。
資源開發與再分配惡化
供樓對中產造成的沉重壓力，卻為庫房帶來巨額收入；此亦僅屬惡劣的社會表象，其制度性根源是佔有資源、地位的財團，把賦稅的重責轉移到中產肩上，而自身卻享受低稅率、高地價所造成的雙重制度不公。及至回歸前後，港府收緊土地開發，北京又比倫敦更倚重華資地產財團；香港土地資源和發展命脈，進一步集中到極少數人手中，惡化了資源開發與再分配。由於上述廣義的「土地財政收入」不斷上升，政府又欠缺稅務改革的決心，持續「派糖」予基層不獨漸失效力，更造成中產惡感，從而形成惡性政經循環和社會不安。
恰於其時，對於香港政經時局每有高論的立會主席曾鈺成，直指特區政府歷屆行會議員之份量，遠不如港英之行局，須作全面檢討。事實上，殖民時代進入行政局的所謂社會精英、業界頭領，雖來自多個領域，亦不限於英人；然而，其主體始終是滙豐、怡和、太古之英商「大班」。上述人物的「份量」或夠，但所構築並守護者，正是至今猶存的殖民經濟及稅務體制。
殖民決策不考慮本土持續發展
《基本法》作為中、英、港三方築成的歷史共業，當中自有眾多難以調和的元素，這些殖民、去殖民歷史留下的獨特痕跡，在不同程度地阻礙香港全面而健全地發展。退一萬步講，任何殖民行政決策及稅務體系，在其設立之初既沒有，也不可能考慮本土持續發展；殖民制度走進死胡同，反而合乎情理與現實。反過來說，英人的滙豐銀行、渣打銀行和國泰航空，依照據有香港戰略產業的核心位置。此屬制度上，香港政治與經濟發展不協調的嚴重問題。相關企業仍然掌握著本土經貿命脈，延續香港作為殖民地的經濟使命，卻永遠不可能延續其政治影響力。無論如何，香港的希望在明天，以稅務改革及土地房屋政策為突破口，是時候作經濟制度上的去殖民了。﹙告別殖民—行會篇﹚
中國經濟史博士，香港智明研究所總監，從事城市網絡研究。/周五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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