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方放蛇，拘捕了一批利用Uber平台接生意的司機，並把他們告上法庭，結果全部被判有罪。
由於香港的士服務不佳(主要是指的士司機的服務態度差)，市民希望市場出現新的競爭，去推動的士改善服務，所以大都不傾向政府封殺Uber，並對被判罰的司機寄予同情。即使是一些平時高談法治的立法會議員，也在這個事件上站在被捕的司機一邊，而不認同政府的做法。
我也覺得政府首先要對付的是提供召車平台的Uber公司，而不是司機。司機只是為了搵食吧了，但Uber卻是有組織，有預謀地挑戰香港法律。香港作為法治之區，不能因為Uber在資訊科技應用上創新，並把自己吹捧成共享經濟的推動者，警方就在執法的時候對他們網開一面。內地的公安或許會因為領導人的取態而靈活處理，香港的警方卻不能不依法辦事。
其實，只要Uber把召車平台的Apps在的士行業內推廣，一樣可以改善的士服務，而且不會犯法。但 Uber卻選擇為沒有的士牌的「白牌車」服務，那是香港法例所不能容忍的，警方怎能坐視不理？
Uber推卸責任的方法是指提供服務的車不是屬於他們公司的，而且開車的司機也不是他們公司的僱員；他們只是提供平台，讓社會上閒置的汽車資源可以得到更有效的利用吧了。
然而，Uber真的是志在推動共享經濟嗎？實質上這只是噱頭而已。就我所接觸，絕大部分在香港開Uber車的司機都是職業司機，甚少有車主在自己需要去地方的時候，順便接載一下同路人。Uber對資源共享方面的貢獻可謂似有實無。
其實，講對共享經濟的貢獻，六、七十年代的香港「白牌車」就貢獻更大，因為他們大都是以「釣泥鯭」的方式經營，釣夠客才起行，但我從未遇過Uber司機會利用車上的剩餘座位接載其他乘客。Uber接載的多是貴客，他們出得起錢，心裏其實並不太想再去接載其他乘客，以免耽誤時間。由此可見，Uber所提供的，根本就是專車計程收費服務，提供這類服務，在香港是要領取牌照的。Uber不應以虛有其表的共享經濟而拒絕在香港接受法律規管。
Uber為公眾提供服務，政府有責任維護公眾的利益。這包括：(i)汽車的性能良好，乘客有一定的安全保障；(ii)司機達一定的技術水平(譬如持牌兩年以上)，並熟悉香港的道路(GPS有時不可靠)；(iii)必須有有效的意外保險等。
因此，我認為政府現在最需做的，是配合新的科技應用方式，設訂新的專用計程車牌照，而不是花時間去放蛇捉Uber車司機。當有適當的牌照專門供Uber去申請時，政府就可以對Uber採取更強硬的措施。屆時要拉要鎖市民也不會反對。
現時，市面除了Uber之外，還有其他的召車平台，政府應鼓勵原有之的士行業多點利用這類Apps，因為這類Apps可監控司機的待客態度，並令司機之間出現有效的競爭。這對改善現有的士服務會很有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