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鄭月娥指深圳市領導同情她在香港行事困難。 (資料圖片)
特首林鄭月娥早前接受訪問時投訴：「我每次到深圳市，深圳市領導都很關心我，甚至很同情我。因為在內地說做事就做事，就能做到了，而在香港真的要用迎難而上、排除萬難的精神才能做到一件事。」的確，在一國兩制下，特區政府不能因為政策本意「為市民好」就可以雷厲風行，話做就做，否則民意反彈，即使出於好心都好容易變成做壞事。
就例如健康碼和全民檢測。在內地，過千萬人的城鎮的全民檢測，在幾日內可以話做就做，全國十幾億人的健康碼，在幾個月內話推就推，至少在目前這些做法在香港都是難以想像的。特首早前接受訪問時提到自己日日都有留意疫情，會爭取盡快落實健康碼，但正如香港醫學會會長蔡堅表示，健康碼至少要每星期都進行檢測才可發揮作用。
說過了，我不反對全民檢測，理由十分簡單：當大家知道誰染病，誰健康的時候，大家才有信心回到學校上課，上酒吧消費，才能真正重開各項經濟活動。然而，我也曾說過，實情是大家對特區政府的有關政策有疑慮，而當市民對政府不信任，認為政府凡事背後都有一個「鄭子誠陰謀」的時候，全民核酸檢測最後是否得到全民配合才是該政策的最大障礙。
假如內地的經驗不能作為借鑑，特區政府可以嘗試放眼世界。在美國德州聖安東尼市，有當地富翁出錢出力嘗試為全市居民做免費檢測，他分別聯絡了哈佛和MIT的研究中心的專家，並透過這些專家的協助成功建立一個檢測的實驗室，把每次檢測成本由100美元壓低至不到30美元。另外，他亦游說當地政府解除一些對檢測的管制(如只有醫生才可為市民採樣，和只有病人才可作檢測等)，然而，他面對的最大問題與特區政府一樣：沒有足夠市民自願進行檢測。
於是他聯絡當地不同中小學的學區，終於找到一個願意當白老鼠的學區，暫時這學區裡有過千名的師生每星期會進行檢測，每星期透過檢測都總會發現幾宗感染個案。試想如果沒有全校檢測，要不學校不能重開，要不學生之間會爆發大規模感染，換句話說每星期約3萬美元的檢測成本換來的是當地學校可以重開，家長亦可以重新上班。
當然，這離當地經濟能夠重開還有一段距離，但是在一個小學區作先行試驗可望帶出一個示範作用，為其他學區甚至社區採納全民檢測帶來一點信心。對遠在香港的特區政府來說，在推行健康碼或全民檢測時這經驗可以參考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