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於10月初在克拉科夫一場自由經濟會議上，聽瑞典講者安德斯·伊德斯泰特談稅。(作者提供)
十月初我在克拉科夫一場自由經濟會議上，聽瑞典講者安德斯·伊德斯泰特談稅。與會的多是各地推動低稅、簡政的人，題目都繞着同一件事：怎樣留住人，怎樣留住錢。伊德斯泰特不是官員，是 Scantech Strategy Advisors 的顧問，也任瑞典企業總會顧問，長期在 1911 年創刊的自由保守週刊《Svensk Tidskrift》寫私有產權、稅制和人的流動。他的新書《What Sweden Got Right》講廢除遺產稅和財富稅之後的效果，英文本今年稍後出版；與德國學者齊特爾曼合寫的論文，則刊於《Economic Affairs》，題目是瑞典人怎樣看市場、資本主義和富人。
他要糾正一個印象。瑞典常被說成高稅福利國的樣板，稅收佔本地生產總值長期偏高，這一半是真的。另一半卻少人提：遺產稅和贈與稅已在 2004 年取消。當時執政的是社會民主黨，總理佩爾松，國會由左至右一致通過。財富稅則在 2007 年由中右政府取消。兩項稅都複雜。業主交稅，往往要賣資產，或者乾脆把人和公司搬出國。稅基不是一塊固定的餅。人走了，餅就小。
廢稅之後，稅收佔本地生產總值由 2000 年約 51% 降至 2014 年約 44%，同期實質稅收仍上升。他的解釋很直：趕走人的稅廢掉，人回來，活動多了，其他稅收補上有餘。瑞典財政部 2025 年的數字也順這條線。家庭金融資產九成放在存款和現金以外；過去十年新股上市逾五百宗；注資型退休金資產相當於本地生產總值 115%；私募和創投在歐洲領先；人均獨角獸亦居歐洲前列。福布斯的億萬富翁密度，2003 年瑞典與法國相若，其後瑞典升至每百萬人約兩個，走勢貼近美國；法國仍保留遺產稅和贈與稅，升幅小得多。《金融時報》曾以瑞典股市為題，說它成了歐洲羨慕的對象。斯德哥爾摩則被稱作獨角獸工廠。
民意沒有走回頭路。調查裡，六成多瑞典人接受「富人稅可以高，但不要高到過分」，只有約兩成贊成「要抽到非常高」。富人被看成實力，不是社會危機的來源。對市場的觀感，在歐洲只遜於波蘭，明顯好過法、德、意。高稅可以共存於一個不仇富的社會，前提是稅不要專門懲罰留下的人。
香港不必照搬瑞典的福利制度，機制卻相同。香港遺產稅已於 2006 年 2 月取消，也沒有財富稅、資本增值稅和銷售稅，這是優勢，不是落後。個人稅仍有空間。曾蔭權 2007 年施政報告把薪俸稅標準稅率由 16% 降至 15%，利得稅由 17.5% 降至 16.5%，理由是盈餘回饋，也是保持競爭。2024/25 年度起，標準稅率改為兩級，入息淨額首 500 萬元仍是 15%，以上部分 16%。等於把曾特首調低的上限，又在高收入一層加回去。庫房每年多得的，只是數以億計，相對整個財政是小帳；對要決定去留的人，卻是信號。
上限還可再減。標準稅率是高薪人士和企業主實際看到的天花板。多一個百分點，趕不走所有人，但會改變邊際上那一批最能流動的人。瑞典的經驗不是「稅愈低愈好」，它的整體稅負仍然高。教訓只是一條：先拿掉把資本趕走的稅，總收入可以因為人和錢留下而增加。香港已做了廢遺產稅那一步，下一步是不要把個人稅上限慢慢加回去。吸得住人，活動在，稅基在，收入才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