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89年大學畢業，當年的政治事件令很多人對前景灰心，有能力的都紛紛移民。我記得當年見工的時候，有僱主問我會不會移民。我沒有想過對方會問這樣的問題，我才剛剛畢業，哪有資格移民？我答「不會」，心想已經過了殖民地生活二十多年，還想去外國做二等公民嗎？
我的確兌現了二十多歲時的承諾，在這土生土長的地方建立家庭，養兒育女，甚至建立自己的企業。這些年來，身邊有些人已經離開了，在第二個國度隔岸觀火。有些人去了又回來，買了個「進可攻，退可守」的保險，享受香港給予的機會，但如果萬一出了亂子，也可以一走了之。
去年社會運動熾熱的時候，「移民」又成了大家茶餘飯後的話題。移了民或買了「保險」的人，自然慶幸自己的決定明智，其他人也開始為下一代籌謀。一場新冠肺炎，令「停一停，想一想」的人又多了，他們看見西方先進國家的醫療體系也這樣不堪一擊，政府管治也不見得更有效率，警暴問題甚至可能更加嚴重。
「黑天鵝」接踵而來，社會運動和新冠肺炎還未平息，又迎來「國安法」，本來已經減弱的移民聲音，突然又熾熱起來。每當被問到會否移民，我的答案都是，父母年紀大了，我想在他們的晚年多陪伴他們，孩子也長大了，有自己的社交和朋友，未必捨得離開這裡。我也分不清是拿他們作藉口，還是自己根本不想走，我已經是廢老，離開香港我會變得更廢，餘生還是想做香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