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早年報紙的「三及第」書寫文體，混合了文言文、白話文及粵語，別具一格。五、六十年代，作家三蘇把香港三及第文化發揮得淋漓盡致；他憑著生花妙筆游騁於左、中、右報章之間，左右逢源。
三蘇寫三及第文章寫得多、快、好，很多人都以為他是香港報紙三及第的祖師爺。經黃仲鳴教授深入研究，發覺鄭貫公才是第一人，可惜鄭貫公未能帶起潮流，二十年代仍未成為氣候。直至1939年任護花辦《先導報》與《紅綠報》，他用三及第文體寫《中國殺人王》、《牛精良》系列大受歡迎；差不多同一時期的《成報》副刊也有很多三及第文章，這種文體開始流行於當時香港報壇。
1945年12月三蘇開始在《新生晚報》寫「怪論」，再於1947年在同一報紙副刊以「經紀拉」筆名用三及第文字寫《經紀日記》大受讀者歡迎，多報爭相仿效，湧現了很多三及第作家，三及第文風因而大盛，此現象持續至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開始，用文言文寫作的人愈來愈少，三及第少了一味，難以為繼。根據黃仲鳴研究，江之南(王陵)應是最後一位在報章用三及第寫小說的作家。
三蘇原名高德雄(高德熊)，另外有筆名高雄、小生姓高、許德、史得、經紀拉、旦仃、石狗公、周弓、吳起等等。三蘇可說是報壇和小說界的鬼才，雜文、怪論、豔情小說、偵探小說等題材他都能手到拿來，最多的時候有14家報館刊登他的稿，每天要寫25,000字，少者平均都要寫12,000字，30年積累的總字數估計有1億幾千萬。有人說三蘇寫稿像車衣一樣，就是左手推稿紙，由上而下，右手揸筆，筆尖貼住稿紙，一手推稿紙一手寫字。三蘇直認他寫稿真的像車衣，因為要寫的稿太多，不這樣寫趕不及交稿。
三蘇用不同筆名寫不同類型的稿，有三及第的，也有語體文的。粗略劃分，「三蘇」這個筆名主要用於寫怪論和雜文；他在《純文學》寫《香港二十年目睹怪現狀》則用「高雄」；「小生姓高」寫《八仙閙香港》、《豬八戒遊香港》；「史得」寫豔情小說和言情小說；「許德」寫偵探小說和間諜小說。「石狗公」的代表作是在《大公報》寫《石狗公自記》；「旦仃」也在《大公報》寫《天堂遊記》。
三蘇以多個筆名在左、中、右報紙寫的小說多不勝數，但結集成書的不多，例如他用筆名「許德」寫的《司馬夫奇案》小說，近年我只能找到一套3冊的《寶刀明月》。許德1951年在《寶刀明月》的出版前言中說：「這幾年來，我寫下了或長或短的不少故事。大部分是用司馬夫這個人做主角的；在這許多隨意寫下來的小說之中，『寶刀明月』是我自己比較喜愛的一部……」《寶刀明月》寫司馬夫在1944年香港淪陷後期，如何周旋於日本官兵、外國特務和中國地下工作者之間的較量。
三蘇(高雄)不同筆名的著作。
三蘇五十年代用筆名「史得」寫的三毫子小說。
三蘇於1956年已用「史得」筆名替羅斌的「環球小說叢」寫三毫子小說，而且是小說叢頭三本小說的第二本，書名《偷情》；小說叢第一本小說是鄭慧的《歷刦奇花》，第三本是上官牧的《失婚記》。筆者手上有史得的第二本三毫子小說《母女情》，它是小說叢的第17本。小說叢的三毫子小說多是言情小說，語體文體，充滿文藝腔。
劉紹銘教授特別推祟三蘇用「經紀拉」筆名寫的《經紀日記》，他說：「高雄的作品，如有留存後世價值的，𣎴是三蘇的怪論，不是史得的『社會言情』，而是他以廣東方言寫成的譏世風俗小說如《經紀日記》和《石狗公自記》等。廣義點說，像《經紀日記》這一類作品，是高雄以香港方言和背景寫成的《新老殘遊記》，或《香港二十年目睹怪現狀》。」
在三蘇眾多作品之中，三蘇家人最喜歡的是哪一類型或者哪一本？答案是三蘇《給女兒的信》。1981年6月三蘇病逝，家人把他生前在《幸福家庭》雜誌刊登的「給女兒的信」結集成書，書名就是《給女兒的信》。三蘇遺孀在書的序言指出，三蘇著作極多，「他筆下涉及的範圍非常廣泛，除小說外，大都是鍼砭時事社會的文章，有時間的局限性；而能表達其處世做人態度者，最佳莫如登刊在《幸福家庭》的『給女兒的信』。」《給女兒的信》再版了幾次，前後印了幾萬冊，是三蘇流傳最廣的遺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