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至今日，我們都把中學、大學以至其他的學府打造成形形色色的企業了。我們確實做得很成功，我膽敢說其他城市未必比我們做得更好。我們亮的把商業社會的邏輯和功利主義帶進校園，然後大肆推廣，使其發揚光大。我們為本應純樸清幽的古建築塗上了金黃色的外漆。
而難以否認，這種見利忘義的營運手法確實為我們帶來了好處，像是增加收入、減少資源錯配，也把那些虛無縹緲的學術浪漫趕盡殺絕，變成一個一又一個量詞。
如是者，中學的校長、大學的教授就都被貶值成為卑微的辦公室文員，整天也只是神經兮兮的在管理帳目，或是在撰寫計劃書以申請那些少得可憐的資助。而在年末，他們則需在管理層面前跪下來回報成果。最終，讓充滿尊嚴的學府成為販賣文憑的特賣場。
不過其實這也無可無不可，我們的教育制度真的是非常擅長為求職市場提供專業人士。現在，遍地的學位，一大堆進修課程，林林總總的證書實在讓老闆們喜不勝收，他們隨意就可以選定人材，計算成本，衡量得失，並取得更大的利益。
不過，整個社會是否就只充滿精打細算的會計師、充滿效率的工程人員、治病的醫生、處理社會問題的社工、能言善辯的律師就好？當我們希望下一代有能力克服人性的黑暗、隱惡揚善，擁護真理，捍衛正義，追求比滿足物慾更高尚的情操時，我們注定會失望的。因為學術與主導一切的市場相反，本質在於不求利益，就是當知識不再為實務作奴隸，化為無法被量化的經驗和犧牲時，人性的美才能滋長，長遠來說才是對我們最有利的東西。
文化及媒體工作者、曾協助電影《翻生奇兵》及《五個小孩的校長》製作，師從電影導演關信輝先生、編劇張佩瓊女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