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赴美參加眼科大會，晨早的第一節課是兩組獲頒發傑出研究的臨床科學家們的得獎課。第一位是美籍印裔專治虹膜炎的女醫生。她分享了過去十年如何透過多中心隨機對照試驗，解答了一道又一道臨床上十分重要的問題。
要做到多中心、多國家進行同步收集數據，當然是十分不容易。每個國家地區都必須在研究開始前通過醫院和大學各個部門的審批和配合，才得以順利進行。一些大型研究還須聘請獨立的數據監督人員，以確保研究資料的可信性。這一切的統籌意味着大量的人力物力，以及其背後龐大的經費。
我們3人在台下聽着女教授娓娓道來。直到最後一頁時，她由衷感謝了所有年來曾經合作的夥伴、她自己的團隊，以及她當年的師傅——同樣都是印裔的虹膜炎大師。正正因為遇上了伯樂，讓她踏上了世界的舞台。在今時今日的科研戰場裡，單人匹馬上陣而又成功闖關的例子少之又少。人脈和資源，是大數據時代要能做出有影響力科研的一大關鍵。正因如此，每年有大大小小的會議，讓各地專家尋求聯手合作的機會。
聽罷她的分享，我們不禁想起自己的伯樂，大多早已脫離科研的日子(也有一些從未沾過邊的)，剩下留守的大佬，為了令部門正常運作，已經投入了大量的時間和精神，再沒剩多少給科研和指導。
香港未來的醫療發展，究竟是否仍要困在資源不足、伯樂難尋的局面裡？如果我們真的希望培育更多臨床科學家，便不能只在醫學院階段點燃學生的熱情，卻在他們真正踏入臨床工作後，任由千瘡百孔的現實令那團火熄滅。科研從來不應只是一個人的理想和毅力，更需要時間、空間、導師和團隊。沒有這些支撐，再多有志之士，也恐怕難以走上國際的競技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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