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已過了五分之一，中國目前所採行的集權式「舉國體制」，卻與二千多年前形成的那一套，沒有本質上的區別。不少理論指出中國作為一個農業文明，逐步產生了治水、外族入侵(國家安全)及救災等三類需要，三者都需要加強中央集權以提供必須的財政、人力資源和組織。這些需要不僅令國家權力越加集中，而且更發展出人民支持穩定與統一的傾向。儘管如此，體制背後卻存在着傾覆的重大風險，歷史上的王朝更迭已清楚說明了這一點。
這次武漢肺炎也沒有例外，出動了舉國體制的「洪荒之力」以控制疫情，但這種優勢要出了大事才發揮出來，又有何意義？現在中國無疑是現代化了，國家的全民監控力度比以往甚麼時候都要強，但依然讓疫症肆虐。當中政策與官僚失當問題與毛澤東時期的三年大饑荒其實並沒有兩樣：國家崇尚「政治大躍進」、信息封鎖與誤導、拒絕外國援助，以及剝奪人民的逃荒和求生權。最後仍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受罪的是人民和全世界。
表面上，本世紀日趨嚴重的氣候變化問題支持國家權力須更加集中的理論，然而氣候變化所衍生的問題層出不窮，大部分牽涉長期部署，出了事已欲救無從，這次武漢肺炎亦證明，這種原始的集權體制所產生的種種流弊，只會令問題惡化。
事實上，今天民智已比官員的高，人民所掌握的資訊更可靠全面，但是沒有資訊流通的自由與言論自由，人民素質有多高也沒用，而只有民主憲政才能保障資訊流通與言論自由─這已逐漸超越意識形態，成為一個常識性問題。今天以意識形態掩飾施政失敗已行不通，這也屬事實性而非理論性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