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表面上看事件的起因，是因為特首林鄭月娥提出修改逃犯移交條例引起社會對內地司法制度的疑慮，所作出一系列的抗議行動。就因為這樣建制派亦有出現一些埋怨特首的聲音，但將責任完全歸咎於現屆特首，筆者認為並不公平。我們試想一下；假設作出行為的主體不是林鄭特首，而是從前的任何一屆特首例如梁振英、曾蔭權或者董建華，反對的人會因為這樣而欣然接受修改嗎？我想不會。又如果不是逃犯移交條例，而是其他和國內有關的法例，如國家安全法、特首選舉辦法等等，相信反對的人同樣會提出質疑，同樣會有抗掙，同樣會有暴亂。所以筆者認為是否林鄭月娥推出逃犯移交條例並不重要，而是只要有任何特首，敢提出與大陸有關的法例都會受到挑戰。既然問題不是出於政府，那我們從另外一方面找尋問題的起因。
運動的主題，2012年政府推出國民教育科，但計劃被一群中學生推翻，當時的學生領袖黃之鋒等人，亦因此一鳴驚人。他們的行為成為日後很多學生的榜樣，而「學生抗爭」亦成為了取代以往以「成年人抗爭」的模式；以激進的抗爭手段取代原來香港人引以為傲的和平、理性、非暴力抗爭文化。2014年佔中運動後更出現了「勇武派」和「港獨派」，雖然他們的理念和行動不為大部分人所接受，但成年人自覺有支持和保護這些學生的責任，最後只有「亞超着褲——焗住上」或者小子領導老子的現象，這就是現在示威群眾的怪圈。
再深入追究其原因，是香港教育制度或者是我們這些為人父母的失敗。
是否我們過早傳播了一些自以為正確的政治思想給他們，使到本來應該是吸收知識和生長強健體魄的中學生活，被我們鼓動來參與到社會紛爭當中。
是否我們利用了他們未成熟的心智來達成我們自己想也不敢想的政治目的？如果這樣我們真的是在作孽。
是否我們只有教他們如何做事，但沒有教他們如何做人、如何尊師重道、接受不同意見，獨立思考？
是否我們對他們過於溺愛，沒有告訴他們這個世界不是可以任由他們隨心所欲，只要遇到不順意就可以無底線抗爭，可能我們的制度不完美，但世界又那有一個完美的政治制度？所有制度都有缺陷，我們應該完善制度的不足，而不是摧毁制度，進行所謂的「攬炒」。
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成員
陳廣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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