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爺家變與媒體分化

李家鼎前妻施明病逝後，這位81歲藝人與長子李泳漢的衝突公開化，曝光錄音揭長子向老父索款、兄弟反目等情節。後果就是社交媒體的病毒式傳播。此類事件何以傳統媒體避談，卻成社交平台熱話？答案在傳統媒體持守新聞戒律，沒有「助燃」事件。

社交網絡則不斷產生情緒共鳴(emotional resonance)，透過內容觸發網民內在情感，促成自主的傳播意識及爭取對事件的自我解釋權。另一方面，網民亦從旁觀變為參與，而這種由傳媒引發的大腦鏡像神經元(mirror neurons)，即是觀眾聽到「屋契喺我手，我掟×咗去銀行，你吹呀！」受眾自動模擬出憤怒情緒，產生生理共振。這種生活化的父子衝突，讓受眾沉浸其中，將自家經驗投射進去，形成「這就是我」的強烈代入感。

鼎爺在網民心中，形象亦即時由「硬漢變成慈父」，網絡評論就集中連結及放大這種情感認同、從而因同理心而產生同情。

而當情感共鳴發酵至一定程度，就會進入下一階段，YouTuber及KOL帶領網民齊齊成為道德法官，為事件定性及抱不平。

社交平台「善用」微觀、解讀故事情節，加上情緒上的憤怒與悲傷，一個原本結構複雜的家庭問題，便變成網民容易明白的普遍認知及共識，加上演算法的精準推送，及如肥媽般的名人「點精」式評論，網民就會感同身受，觸發群體焦慮與責任感，齊心關心事態發展。

在社會失焦及缺乏方向感的年代，情緒共鳴往往會由一些非公共性事務引發，正因閑話家常，社會倫理、道德操守既容易讓社交媒體關注，又可不必深究及沒有太多被追責風險。正如今次將家事、孝道、啃老議題廣傳，網民一路「參與」，漸漸自我產生情緒綁架(emotional hijacking)感受，話題成為無人需要負責的公共議題，既廉價又容易令網民投入其中，這就是一個失焦年代下的眾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