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關稅政策能否平衡貿易逆差？(資料圖片)
美國長期貿易逆差，根源是美元的霸權與國內儲蓄缺口。美國低儲蓄、高消費、高投資的結構，必然需要輸入資本。美元作為全球主要儲備貨幣，全球對美元有剛性需求，形成閉環。美國進口輸出美元，各國央行會從本國出口企業中買入美元，防止他們出售本幣導致匯率波動，而央行手中的美元將會回流美國購買美債等資產。這種結構雖帶來貿易逆差，但同時也使美國金融賬戶和資本賬戶保持長期的盈餘。長期的資本流入使美國處於低利率環境，低成本融資也讓華爾街與硅谷持續發展。美元還能成為經濟制裁工具，如將俄羅斯踢出SWIFT、凍結資產，實現外交目標而不動用武力。
從歷史視角看，全球化與保護主義交替演進，本質是全球產業結構的結構性變遷。十九世紀英國奉行自由貿易，同期美國以高關稅保護幼稚產業(Infant Industry)，推動鋼鐵等製造業快速崛起，最終超越英國。二戰後世界貿易組織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推動貿易自由化，美國在佈雷頓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瓦解後，奠定了美元霸權，同時伴隨人均收入的增長，也從製造經濟轉變成服務經濟。中國則憑藉完整產業鏈與充足的人才成為世界工廠，這都是產業轉移與比較優勢重構的結果。
特朗普關稅政策短期可作為談判籌碼，長期無法解決結構性問題。關稅對貿易夥伴的施壓，換取了對美國投資與有利貿易承諾，但無法消除由美元地位與儲蓄缺口決定的逆差。關稅收入無法平衡美債利息支出，也無法逆轉高成本導致的製造業就業長期下滑，反而推高國內企業成本與通脹。
更深遠的是，關稅破壞了美國半個世紀構建的國際信任，衝擊WTO爭端解決機制，加速全球貿易體系碎片化與去美元化趨勢。綜上所述，關稅是有效短期地緣談判工具，卻非解決結構性經濟問題的有效政策，過度使用將付出不可逆的代價。
陳子楓 Phillip Chan
新民黨青年委員副主席(政策)，沙田地區青年社區建設委員會委員；熱愛研究經濟與政策的當代大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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