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熱不改顯組織惰性 統一煙包甩期速調整
組織惰性在商業機構和政府部門同樣存在，但後果截然不同。商業機構若因僵化錯判市場，虧損會逼使調整或淘汰。政府部門沒有破產壓力，政策脫離現實，市民和業界只能承受。近期暑熱警告在最熱一天仍低掛，控煙修例執行細節未同步調節，反映特區政府部分環節的組織惰性已影響民生和營商。
學術界早有研究解釋這種現象。Hannan和Freeman提出結構慣性，指組織為求可靠和問責，建立穩定的制度和程序；制度一旦固化，即使環境轉變也很難快速調整。政府部門的結構慣性更嚴重，因缺乏市場競爭和生存威脅，決策權分散，規章約束更多，改變成本極高。結果政策機制沿用舊模型，明知有問題仍不願即時修正。
工作暑熱警告是明顯例子。早前氣溫打破百年紀錄達攝氏36.9度，但暑熱警告只維持最低黃色級別，最高黑色警告從未觸發。問題在於香港暑熱指數計算模型的權重和門檻設定過高，未能反映地盤、馬路等戶外環境的實際熱壓力。國際勞工組織和不少地方早已採用濕球黑球溫度WBGT，天文台亦具備技術，但勞工處仍沿用偏離現實的指數。結果警告失去警示作用，戶外工友在極端高溫下得不到足夠休息保障。不是沒有數據可改，而是部門傾向維持現狀，不願承擔調整的行政不便。
控煙政策的修訂同樣顯示執行細節滯後。政府早前承諾統一包裝措施會給予業界約8個月準備期，以及9個月的過渡期。但截至目前，統一包裝的附屬法例仍未刊憲，立法會最快10月中復會後才有機會處理。原訂時間表已經失效，業界無法在法例具體要求未公布前校準生產線或清理庫存。政府若仍堅持原定實施日期，就是把自身延誤的成本轉嫁業界，變相壓縮準備和過渡期，直接打擊前線零售商的經營及生計，違反合理預期。最終，合法市場的波動只會被私煙商乘虛而入，令黑市進一步坐大。原意是控煙，結果卻又再「好心做壞事」。
配套細節不按實際進度調節，正是組織惰性作祟。當局一直強調控煙政策要「行穩致遠」，但行穩的前提，是政策細節必須清晰可行，執行節奏必須與現實對齊。合理的做法，是以刊憲日為新起點，重新計算8個月準備期及9個月過渡期。假若10月刊憲，過渡期應順延至明年年中，全面實施則推遲至2028年第二季。
政策推出後發現問題，就應盡快修改。商業機構要向股東交代盈虧，發現錯誤不調整，帳目會逼它回頭。政府部門的問責機制沒有這種即時壓力，官員即使知道政策脫節，也可等待更長時間，因為修改程序複雜，且可能被視為承認設計失誤。這種官僚制度特色令暑熱警告和控煙時間表問題拖延，影響的不是機構盈虧，而是工友健康、業界生計和公眾對管治的信心。
最不理想的是，很多修正要等到最高層官員一錘定音，部門才願意調整。這種做法費時失事，往往錯過最佳時機。暑熱警告要等破紀錄高溫和社會批評才檢討，控煙措施時間表要等業界叫苦才正視。政府要克服組織惰性，不能靠個別高層拍板，而要建立發現問題就主動修正的機制，否則政策只會愈來愈偏離現實，市民付出的代價亦愈來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