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為何要讀懂「黨的領導」(資料圖片)
新華社與中央黨校發表的《習近平黨建思想的時代特質與世界意義》，把「十四個堅持」的首項列為「堅持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香港社會大眾對這句話一向敏感，有人索性避而不談。但避而不談，問題不會消失，倒不如把它弄清楚。
可以先看法理的角度，2018年3月，全國人大通過憲法修正案，在憲法第一條第二款增寫「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與「社會主義制度是國家的根本制度」並列於總綱。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韓大元指出，《基本法》由全國人大依據憲法制定，憲法與《基本法》共同構成特區的憲制基礎。兩者是一體的，確實不能分開來看。
然後再看實效的角度，2003年6月，中央與特區簽署CEPA主體部分，翌月內地個人遊在廣東四市試點開放。當年沙士剛過，市面蕭條，這一安排確實把香港從谷底拉回來。二十多年後，中央對香港的經濟支持從未間斷。今年3月通過的「十五五」規劃綱要，港澳專章首次寫入「加快北部都會區建設」。國家規劃與特區施政對接，能夠做到這一步，靠的是 「執政黨的統籌和推動」。
這不是抽象的說法，香港人每天都在親身感受。例如，廣深港高鐵把西九龍到福田的車程縮短到十幾分鐘(這也是筆者本人經常感受的便利)，港珠澳大橋通車後港澳單牌車通關量累計已突破500萬輛次；又例如，2023年港人北上超過5,300萬人次，周末和假期深圳口岸排長龍已經成為常態。這些跨境基建、通關便利、一小時生活圈，背後都是國家層面的協調和落實，而推動力來自「執政黨的決策」。沒有這個統籌，兩制之間的基礎設施對接、政策協調與資金流通，絕不會自動發生。
有正面，也要如實道出反面。2012年，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引起爭議，政府最終擱置課程指引；而2019年修例風波期間，社會對抗情緒高漲，工商界也確實有所憂慮。香港美國商會2021年5月發布的調查顯示，42%受訪會員表示正考慮或計劃離開香港，其中62% 是因應《香港國安法》為主要因素。這些是在港經營者的自述，不能迴避不談。
不過，五年之後的情況如何？同一個商會今年2月發表的調查給出答案，受訪美企對香港法治有信心的比例升至94%，較去年的83%再升11個百分點，為歷來最高。74%表示公司運作未受《香港國安法》的負面影響。92%的跨國公司無意在未來三年遷走總部，因此，當年說要走的人，多數留了下來。
但是，代價也要說清。2019年第三季，香港經濟按年收縮2.9%，是自2009年以來首次按年跌幅，全年收縮1.2%。當年財政司司長在立法會表明，本地社會事件是經濟下行的重要因素。街頭抗爭喊的是口號，但經濟損失分攤到每一個餐飲行業員工、旅遊業導遊和小店老闆身上，無可否認的是，這大多數的人群感受最為實在。
反對者最大的顧慮從來不在經濟，而僅僅是在一個問題，就是承認黨的領導是否等於要求香港人愛黨？這條界線必須講清楚，根據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分析，中央論「愛國者治港」時強調的是愛國標準，並未要求港人愛黨。你可以不認同，可以不信仰，但不能以行動改變憲法所確立的國家體制。學者田飛龍亦指出，愛國與愛黨是不同層面的要求，港人承擔的是愛國義務而非黨員義務。
韓大元教授進一步說得明確，中國共產黨是在沒有任何先例的背景下開創「一國兩制」，使之成為世界公認的人類文明成果，其意義具有國際性，而且在統一主權下允許不同社會制度並存的「制度安排」，全球極為罕見。這不僅是制度選擇，也是文明邏輯。復旦大學教授張維為亦指出，只有篤信「和而不同」的文明型國家，才會允許「一國兩制」的存在。換句話說，「黨的領導」不是要取消兩制差異，而是為兩制提供了運作的前提和空間。我們進一步看，近三十年的實績足以說明這一點。
香港法治指數從69.85分升至90分以上，經濟總量從1.37萬億增至3.33萬億港元，國際競爭力排名躍居全球第二，全球最自由經濟體地位未變。這些數字說明，黨的領導沒有削弱香港的制度優勢和市民生活方式，反而保障了香港長期的穩定與發展。國家主席習近平表示，「一國兩制」經過實踐反覆檢驗，符合國家和香港根本利益，這樣的好制度沒有任何理由改變，必須長期堅持。有「一國」才有「兩制」，香港的繁榮靠的是穩定和信心，不是對抗和動盪。
認清這一點，是務實，香港社會發展才可有所作為。
羅崑
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