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與新加坡當地友人交流,發現當地社會近年對病人照顧者的關注明顯增加。照顧者不再只是病人身旁「理所當然」的家人,而被視為整個醫療及社福系統中不可或缺的一環。最近當地一項由基金會進行的研究發現,超過六成失智症患者家屬表示,若能更早獲得足夠而清晰的資訊,他們會作出完全不同的照顧及護理決定。這個發現值得香港深思:很多家庭不是不願意照顧,而是不知道可以如何選擇,更不知道每一個選擇背後所代表的後果。
在香港,這類疾病一般稱為認知障礙症。患者的病程往往漫長,從輕度記憶衰退、判斷力下降,到失去自理能力、溝通困難、吞嚥障礙,甚至長期臥床,家人需要面對的並不只是一種疾病,而是一段持續多年的照顧歷程。相應的照護概念,除了醫治疾病,更應包括紓緩治療、預設照顧計劃,以及對患者尊嚴和生活質素的重視。
公立醫院內科及老人科病房承受的壓力,很大一部分正是來自這批高齡、功能逐漸衰退的長者。吞嚥困難可引致吸入性肺炎,步履不穩導致反覆跌倒,長期臥床又容易引發尿道感染、褥瘡及其他併發症。一次住院之後,患者的活動能力和認知功能往往再退一步;出院不久,因另一輪感染或意外又再次入院。這種反覆進出醫院的循環,不僅消耗公共醫療資源,也令患者承受不必要的折騰,令家屬長期處於焦慮、愧疚與疲憊之中。
更令人憂慮的是,家屬往往在最倉卒、最脆弱的時刻才被迫作出重大決定。他們可能坐在急症室外的摺凳上,在醫護人員有限的時間內,決定是否為長者插鼻胃管、是否接受侵入性治療、是否簽署不作心肺復甦術文件。然而,這些涉及生命末段照顧的選擇,本來不應只是一次危機中的即時決定,而應是經過患者、家人和醫護人員數月甚至數年溝通後形成的共識。
制度上的缺口亦不容忽視,資助院舍輪候時間以年計,私營院舍的服務質素與收費差異甚大,家庭只能在居家照顧、聘請外傭、日間中心服務及院舍照顧之間反覆衡量。許多主要照顧者是女兒或媳婦,既要上班、照顧自己的子女,也要處理長者覆診、服藥、洗澡、進食和情緒問題。當照顧壓力累積至臨界點,照顧者本身也可能出現失眠、抑鬱、家庭衝突,甚至被迫辭職。若政府只聚焦病床、院舍和醫療程序,卻忽略支撐整個照顧體系的家屬,最終只會令問題在醫院端不斷重演。
香港並非沒有可用的工具和服務,醫管局已有預設醫療指示與不作心肺復甦術等相關安排,老人科外展隊、醫務社工、地區康健中心及社區支援服務亦可發揮作用。賽馬會耆智園、香港認知障礙症協會等機構,亦長期提供教育、輔導、訓練及照顧者支援。真正的問題是,許多家屬在危機發生後才知道這些資源的存在;在病情尚未惡化時,基層醫療、專科門診和社區服務之間亦欠缺一套主動、清晰而容易接觸的轉介機制。
因此政府應把照顧者支援視為長者政策和醫療改革的核心,而非附屬項目。當患者確診認知障礙症後,醫療系統應盡早向家屬提供標準化資訊,包括疾病發展、可選服務、法律及財務安排、照顧技巧,以及末期照顧的不同選項。同時,應加強喘息服務、日間暫託、照顧者津貼及心理支援,讓照顧者有能力持續照顧,也有空間照顧自己。
對香港家庭而言,有幾件事尤其值得提早做。第一,在患者仍有能力表達意願時,應談清楚他最重視的是甚麼:是舒適、免受痛苦、留在熟悉的家中,還是盡可能延長生命,並把意願以書面記錄下來。第二,家屬應主動向主診醫生查詢及要求轉介老人科、紓緩治療或醫務社工服務,而不是等到末期才尋求協助。第三,應理解管飼在不少晚期認知障礙症個案中未必能改善生活質素,甚至可能增加不適;決定應以患者意願和整體福祉為先,而不應由家屬的愧疚感主導。第四,照顧者要及早建立支援網絡,包括家傭、社區券服務、親友分工及同路人組織,獨力承擔往往是耗損最快的一條路。
一個重視長者尊嚴的社會,不應只在長者病重時提供病床和治療,更應在疾病尚未走到危機前,讓患者及家人有知情、選擇和準備的機會。政府若能把照顧者真正納入政策視野,既可減少不必要入院和醫療負擔,更可讓無數家庭在最艱難的路上,少一點徬徨,多一點尊嚴與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