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識香港：新秩序中重構自由

三年多未去香港，制度與人心變了許多。這三年，是診斷治理修例風波後遺症的三年，也是疫情阻隔的三年，還是中央主導的「新制度」建設的三年。香港出現了「新秩序」，其根本標誌是國家權威的制度性落實，國家不再是天邊雲彩或象徵性旗幟，而是有血有肉的具體制度和具體權力。當香港國安法確立起可直接抵達香港每一個自由個體之管轄權力時，國家才在香港社會具體建立起來。從國安法之前的「抽象國家」到國安法之後的「具體國家」，這是香港新秩序的關鍵。

今年兩會前夕，我得以重訪香港，親切之中夾雜著幾許陌生。香港仍然是多層世界的重疊，有頂層的商業精英，有中層的專業人士，也有大量底層的勞苦大眾，甚至街角的無家可歸者也在增多。「愛國者治港」已成為香港社會新的「政治正確」，這是「一國兩制」制度文化的重大進步。但這一原則如何不被既得利益者濫用自肥，如何支持民主政治的重新有序開放和包容，如何在關聯「一國」的同時滋養「兩制」的活力，以及穩定地指向中央立法改革之「賢能政治」的預期目標，仍不能確切下定結論。好制度永遠只是理性的一種預期，到底用不用得好，還需要實踐的檢驗，其根本在於民眾的理解、認同與自覺運用。香港的自由不可能回到2019之前，因為國家已實質性降臨，但香港對自由的固執和追求是可敬與可回應的。香港只能在新秩序中重構自由，只能在催生國家信任的條件下重塑民主的開放性與制度願景。

新秩序就是國家降臨

在《香港新秩序：國安與民主的雙重變奏》(2021)一書中，我將香港新秩序解釋為以香港國安法和新選舉法為制度典範的國家權威制度化的進程及其治理形態。香港國安法是一個決定性的制度分水嶺。該法石破天驚，完全出乎香港本土派和美西方勢力的戰略預期。2019年是香港「最自由」的一年，反中亂港勢力利用修例爭議、社會矛盾和外部干預而在香港發動了一場史無前例的「顏色革命」，其終極目標在於顛覆「一國兩制」與香港管治權，實現完全自治甚至更激進的分離目標。當時的香港是索羅斯口中的「開放社會」，香港修例風波是佩洛西口中的「美麗風景線」，外部勢力希望在香港撕開一個戰略缺口以對中國進行政治威懾和經濟敲詐。香港基本法長於「授權」，短於「應急」，唯一的緊急狀態程序後遺症極大，故2019年我們看到的是整個香港法治體系的軟弱無力與束手無策，只有一線警員憑藉底線忠誠和專業操守而堅持。當時的香港命懸一線，當時的香港走向了一切美好的對立面。

物極必反，香港本土派對自由的極端追求，造成了對國家安全的極端威脅，且掃蕩了香港社會固有的法治、包容、非暴力以及對國家的底線溫情。在來自社會運動的赤裸暴力及其顛覆性威脅面前，國家的尊嚴和保護倫理被充分激發，香港國安法應運而生。這是香港新秩序的首要標誌，也是對香港基本法「國家權威不足」的制度性彌補。有了香港國安法，香港基本法的根基性權威才真正得以鞏固。循著香港國安法的邏輯和智慧，中央續推選舉制度改革，落實「愛國者治港」，從國家安全和選舉安全的制度基本面刷新香港治理秩序，為「一國兩制」制度安全和長期堅持打下堅實的制度基礎。沒有國家的介入和保護，香港的自由必然被資本和豪強所劫持，必然異化為「開放社會，迎接強盜」式的混亂狀態。

香港新秩序的「軟著陸」仍在進行中，大體表現為：其一，港獨國際路線的形成，他們是有某種理念固執的本土派；其二，用腳投票的移民族，以新BNO為典型，他們決意背棄現實家園，投奔「自由」的故鄉，他們中不乏專業人士和普通民眾；其三，國際社會的持續反彈，包括美西方的制裁法案以及聯合國人權機構範疇的審查與批評，部分港人配合提供「證據」或進行造勢，他們的共同立場是，香港只有與西方一致才有自由。

與上述景象形成對照的是，在新秩序的權威規制下，香港彷彿一下子從「過度政治化城市」重回「弱政治化城市」，街頭遊行示威極其罕見了，活躍的公民社會組織或解散或蟄伏，立法會中也難見昔日的「勇武拉布」，但人心中的軟抵抗和不服從仍有軌跡可循。於「一國兩制」制度安全及香港繁榮穩定大局而言，新秩序絕對必要，但新秩序不是沒有代價，且實踐過程嚴格考驗法治節制性和民主溝通智慧。說到底，香港有自己的性格，香港人有自己的觀念和利益，「兩制」在關聯「一國」的同時仍有其來自歷史和社會本身的個性及韌性。國家有「全面管治權」，但國家不可能「全面管治」，溝通香港人心，激發自治理性，仍是香港善治的最佳路徑。

香港的驚懼與性格

如果說2019修例風波是「兩制」不解「一國」的思想悲劇和政治悲劇的話，那麼以國安法為標誌的香港新秩序則帶來了「一國」與「兩制」關係的另一種模式和趨勢，即國家權威的決定性降臨。對香港很多人而言，「一國兩制」中的「兩制」是用來防範和隔離「一國」的。在回歸談判與過渡期，香港人對未來政治命運的疑慮從未消除，甚至九七回歸時還有短暫移民潮。他們對「一國」所根植的社會主義主體制度與中國共產黨領導缺乏知識上和政治上的理解習慣，更談不上規範性認同。「一國兩制」是以中央權力高度自我節制的方式回應和撫慰這種政治驚懼心理的。

但這種驚懼心理一直是香港社會文化的潛伏性因素，故香港人對普選民主的追求如此固執，因民主可以是另一堵阻隔國家的「牆」，香港人對修例極其敏感，因修例折射出的「送中」司法預期打破了他們的安全感。可以說，香港的非法佔中和修例風波就是「一國兩制」範疇香港反對派不信任國家之歷史驚懼與現實情緒的接力爆發。但他們的政治手段是非法和破壞性的，他們無底線勾結外部勢力的行為則表明基本政治立場和操守的紊亂狀態。他們將民主與忠誠對立，將自由與法治對立，將本土與國家對立，這種外部干預背景下二元對立的濫用是「顏色革命」的核心咒語，也是香港民主法治體系的思想毒瘤。「愛國者治港」對此可謂精準施治，有思想批判和制度清理的功效。

新BNO是值得追蹤研究的一個群體。英國給了他們5年「考驗期」，考驗其生存能力和忠誠度，如果不過關，英國不歡迎你。英國是在收割最後一批「殖民紅利」。筆者相信這5年也會是新秩序與新香港活力重現的5年，新BNO中會有一定比例回流香港。這些有移民能力和驚懼心理的人群，可以作為中國與西方軟實力競爭的一個課題，他們的來去及其心路歷程折射的正是傳統西方的「自由」與「一國兩制」下民族復興的榮光之間的拉鋸態勢。粵港澳大灣區則為他們的回流、融入提供了最佳戰略通道。發展好香港，發展好大灣區，制度與文化趨向於溝通人性，給出等待時間，柔軟而堅定地引導香港社會從根源處克服驚懼心理，「一國兩制」才能真正行穩致遠。

未來香港的發展與活力

新秩序可提供治理上述驚懼甚至反動的宏觀制度框架及執法手段，但仍需對香港社會的固有性格和活力加以準確理解，才能在「由治及興」的未來進程中掌握主動，取得成效：

其一，香港是一個功能城市，其核心功能是金融中心和自貿港，一切制度與文化革新需要圍繞上述核心功能展開並維護該功能。

其二，香港人的核心價值觀是財富至上以及對西方自由民主價值觀的概括性認同。這是香港作為一個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和制度文化規定性所在，可以通過國民教育和國家安全教育予以平衡矯正，但無法期望以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實質性改造香港。

其三，香港社會是開放的多元社會，是華人與其他人群混居的國際化大都市，生活方式的自由、多元、開放及其文化活力是寶貴遺產，也是制度保護的對象。

其四，新秩序以安全原則為根本，但肯定和延續了香港已有的民主法治體系，並保障發展利益。我們在具體實踐上需要克服「內部人分利」和過分的「行政主導」，使不同選民基礎可產生稱職的政治代表及表達不同的政治意見，立法會應著力發展出「非拉布」的監督政府的議事傳統和能力，議員權利和政策性辯論的空間應予以保障，立法會與特區政府的社會民主溝通程序和機制應予以順暢化。新秩序也需要在經濟民生上給出合格答卷，彰顯社會正義。

其五，需要進一步激發和提升香港的全球化內涵與連通能力。我在多個場合勉勵香港人，融入發展是為了更好地全球化，是為了對接國家戰略並更有效轉化自身優勢。中國要走向世界，香港對國家的融入就是對新世界的擁抱。中國要走向世界，香港可以發揮更好的橋樑紐帶作用。國家「十四五規劃」對香港八大中心目標群的設定，既是新香港的建設綱領，也是香港提升全球化內涵的具體綱目。在國家的保護和支持下，香港的國際地位和優勢會更好提升，自由的德性與內涵也將得以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