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深圳、上海和北京相繼封城。(路透社)
由最初武漢果斷封城，到其後極速成功研製國產新冠肺炎疫苗，再到最近深圳、上海和北京相繼封城，中央似乎一直主導這場抗疫的反擊戰。無可否認，在疫症初期(尤其是在Delta變種及之前)，中央由上而下主導抗疫政策的體制是有一定的成效：在Omicron變種之前，中國人均的確診人數之低一直傲視全球。
正如政府主導經濟一樣，這種由上而下的決策過程可以免去冗長的討論過程。換句話說，一人(或少數人)做決定於是可以「多、快、好、省」地完成任務。然而，俗語有云：「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亮」，即使聖上如何英明，群眾智慧亦不可小覷，由下而上的制度如果設計完善，臭皮匠的資訊和知識就可以集腋成裘，社會可以從而找出更好的辦法分配資源。
奧地利經濟學派祖師爺之一的海耶克一直認為，市場這種由下而上近似於crowd sourcing的制度可以更有效集結市場內所有相關人士的資訊和知識，令資源分配更有效率。在他的自傳裡，他就提到：[The market is] a system after utilization of knowledge which nobody can process as a whole, which…leads people to aim at the needs of people whom they do not know, make use of facilities about which they have no direct information; all these condensed in abstract signals…[t]hat our whole modern wealth and production could arise only thanks to this mechanism is, I believe, the basis not only of my economics but also much of my political views.
即使是政府主導的社會，決策亦可以分為由中央主導還是地方主導。我的一位研究健康經濟學的同事最近在她的Substack(類似現在香港流行的Patreon)說德國在疫情最初期時(2020年3月)已經能夠將檢測的能力提升至差不多每日6萬次，遠勝其他歐美國家(意大利和英國等歐洲國家要在差不多一個月後才追上德國的檢測能力)。
德國政府的高效率部分原因是中央聯邦政府雖然控制當地有關醫療的法規和水平，但是提供醫療服務的供應卻是由地方政府及私人機構負責，它們因此有更多「地方智慧」和靈活性在短時間內提升疫症的檢測能力。
一個有趣又重要的學術問題是，如果中國各地的地方政府有更大的自主權制訂其醫療政策，這場抗疫反擊戰的結局又會有甚麼不同呢？
(在這裡幫同事賣廣告：對健康經濟學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考慮訂閱她的(免費)Substack，網址是https://tinamarshdalton.substack.com/ )。
作者為維克森林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經濟研究中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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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周一、三、五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