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諮詢來規管：Keeta的主動合規案例
香港的競爭法，成效跟歐美的怎比較？
關於反壟斷，大教授張五常跟我分享過以下真人實事：「美國某反壟斷案，辯方律師向法官要求休假，因為他的太太要生孩子。若干年後，同一律師向同一法官要求再休假，因為律師的兒子生了孩子，有親友慶祝之盛。法官批准，但說道：『我希望你的孫兒生孩子時，這案件已經完結了。』」是的，美國「以訴訟來規管」(Regulation-by-Litigation)的反壟斷案，超過十年的法庭審理時有所聞，社會成本可想而知。歐盟的做法，社會主義影響之下則傾向「以規管來規管」(Regulation-by-Regulation)。香港呢？自疫情開始，外賣服成了我們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2022年初競委會亦開始對外賣行業展開調查。從兩年多前Foodpanda到今天Keeta的自願修改商戶協議，我會用「以諮詢來規管」(Regulation-by-Consultation)去形容香港更具效率的競爭法，而競委會剛宣布進入第二階段的Keeta案例正好說明這一點。
先聽聽Grok怎樣比較三地的競爭法：
「歐盟透過行政模式對跨國巨頭開出全球營業額計算的巨額罰單(如Google單案數十億歐元)，美國則憑私人3倍損害賠償及集體訴訟產生更強震懾力，兩者每年案件數量及對市場結構的影響力均遠超香港；整體而言，香港競爭法在小型開放經濟體中已屬務實有效，合規意識大幅提升，但與歐美相比仍處於追趕位置，主要差距在於資源、罰款規模及對大型企業的結構性干預能力。」
同意「合規意識大幅提升」卻不認同要追趕歐美做法。以外賣為例，「以諮詢來規管」好處是從2022競委會啟動行業調查，到諮詢、到接納平台以承諾方式修改獨家協議，用了約兩年。這套做法如今成熟，成Keeta主動修改商戶協議、更積極履行解決方案藍本，其修改力度亦看齊行業(包括開放獨家商戶與新晉小型平台合作、優化轉用其他平台的流程、刪除價格限制條款)。不像「以訴訟來規管」的十年八載，亦毋須「以規管來規管」的巨額罰單，短短幾年定立行業規範、促進公平競爭，提升服務，是有效率地保持原有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及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的體現。
跟蹤香港競爭法超過十年，第一篇文章我便問《反托拉斯法反的應該是甚麼？》，答案是「一切損害消費者利益的反競爭行為」。換句話，競爭法不應淪保障個別小商户利益的尋租工具。想當年我介紹過芝大師兄寫的《The Antitrust Paradox》，除力推「保障消費者利益」這觀點，還解釋獨家合約等垂直限制往往鼓勵投資最終又是保障消費者利益。十多年後，競委會加大打擊圍標合謀定價等橫向限制，同時按客觀情況容許非阻礙競爭的獨家合約及其他垂直限制。Keeta與其他外賣平台的承諾方向相同，香港競爭法一視同仁地保障10%以下小型平台能進入市場，促進良性競爭並與餐飲業界互利共贏，更重要是消費者受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