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星期有位記者朋友說他很好奇我對七一上街的睇法，他說我這個人應該沒有做不到的事，只要我想去做，大多數的事都能夠做得到，也正因為我活在香港這個社會裡，對於我的成功，香港政府未必功不可沒，但無功都有勞，所以我應該沒有上街的理由。面對他的「好奇」我當然感到不惑，究竟是他真的好奇，或是正在測試我的底線？
我自出娘胎開始就是反建制派，甚麼也跟政府對著幹。醫生說我有病，有病就應該去醫，每次家人帶我去看醫生，醫生總會語帶恐嚇我是短命仔，活不久，要不就讓醫生帶走我去深入研究，要不就回家等死，我媽媽每次帶我去覆診都總是被醫生的「溫馨提示」弄得淚流滿面，當然我父母寧願我死在家裡總好過在醫院裡半生不死，這就是我爸媽在建制壓迫下的回應。
還有，我自我懂性開始就低能地深信天生我才必有用，自小就抗拒港英政府安排的9年免費填鴨式強迫性教育，全力會考零分，為的只是想證明沒有所謂公認學歷但都可以做到自己想自己想做的事，結果放榜後兩年就給特區政府被委任為當時教育統籌局裡的專責小組委員，負責處理「雙失」青年的短期政策，至今我仍不懂解釋為何政府給我零分，卻又邀請我參與政策。
沒有這樣的政府，我確實不會有這些經歷，但我有說過我想醫生恐嚇我父母嗎？我有說過我想要那9年免費的「強姦性教育」嗎？我有主動要求政府給我多幾個零分引證我的信念嗎？這就是記者口裡的「勞」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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