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茂波司長在過去將近十年擔任財政司司長一直兼持著穩健的作風，雖然經歷了新冠疫情，但總體能夠為香港財政帶來國際和內地放心的訊號。延續他在發展局的經歷和政績，他依舊推動土地發展、創新科技和招商引資，筆者特別認同引進辦近年的工作，把多家全球知名的企業拉到香港，促進他們成立研發中心，培育初創及招募本地人才等。司長辦公室正在全速開動就明年預算案徵集意見和建議，各個商會也密鑼緊鼓工作，向會員和企業了解提案和想法，如何在預算案爭取到有助營商的政策。普遍商界都在觀望北都發展，一些想落戶在河套和新田園區的企業則希望有更多的補貼，不論在土地還是聘請人員等。
筆者接觸到的一些國際藥企和藥械公司，則希望繼續爭取到專屬基金，醫管局加快批核及全速與企業引進創新藥物及機械，同時也希望研究和推出機制，鼓勵企業在港進行研發之餘，也開通綠色通道讓相關藥物能夠獲得預先批核進入機制裡，讓病人及早受惠。事實上，對癌症患者、罕見病家庭而言，醫療創新從來不是遙遠的科技名詞，而是能否多爭取一些日子、少承受一些痛楚，以及在疾病突如其來時，仍可保有選擇和尊嚴的現實問題。香港擁有優良的醫療制度，也有高度專業的醫護隊伍。然而，當新藥、精準醫療和先進療法不斷推進，制度能否跟上，考驗的不只是財政資源，更是我們怎樣理解「公平」二字。公平不是所有人獲得一模一樣的服務，而是在最需要的時候，不應該因為疾病罕見或家庭支付能力有限，就被留在治療選項之外。因此，設立一個專為癌症及罕見病創新藥物而設、具穩定資源的專項基金，值得成為公共醫療政策的重要一步。這個基金不應只是年度預算中一筆可有可無的撥款，而應有清晰、持續及受保障的資金來源。政府可從每年公共醫療開支中，劃定合理比例注入基金，讓資源規劃不必年年從零開始，也讓病人不必在每次政策檢討中重新等待希望。同時也有必要檢視關愛基金，是否應該在明年進行新一輪資金注入，讓病人有盼望和盡快獲得好的治療方案。
基金的價值，亦不只在於「有多少錢」，更在於「錢如何用」。癌症與罕見病的治療，常常難以只用病人人數或短期成本衡量。罕見病患者人數或許不多，卻往往面對極高且長期的醫療需要；某些創新療法價格較高，卻可能減少住院、併發症及照顧壓力，甚至改變病程。評估機制若只看表面的藥費，便容易忽略治療為病人、家庭和整個社會帶來的長遠價值。一個成熟的專項基金，應有透明的資格、臨床評估和資助安排。它需要聽取醫生、病人組織、藥物經濟學專家及社會各界的意見，也應讓申請準則、審批原則和結果定期公開。透明並非為了增加程序，而是為了讓真正需要的病人知道自己有沒有機會，讓公眾明白資源如何被審慎運用。對合資格病人而言，藥費補助、分擔付款安排或其他減輕自付額的設計，更可以避免一場疾病迅速演變成整個家庭的財務危機。
當然，專項基金也不能一成不變。醫藥科技更新很快，今天被視為突破的療法，明天或許已有更合適的替代方案；今日仍無藥可治的疾病，未來也可能迎來新的選擇。基金應定期檢視受惠範圍、臨床成效、財政承擔和病人需要，保持彈性，卻不失原則。政策的目的不是無限制地支付任何治療，而是在可持續的框架下，讓具明確臨床價值和高度未滿足醫療需要的創新療法，及時走到病人身邊。
公共醫療以外，香港亦需要更有韌性的醫療融資安排。自願醫保計劃推出後，為市民提供了一條補充公共服務的途徑；但面對人口老化、慢性病增加，以及先進治療愈來愈普及，制度仍有進一步完善的空間。若能持續檢討自願醫保，尤其是稅務扣減和保障範圍的設計，便可鼓勵更多市民在能力許可下及早規劃，為自己和家人建立多一層保障。對不少中產家庭而言，醫療開支最令人不安之處，不一定是日常門診，而是一次突如其來的重病診斷。當醫生提出標靶治療、免疫治療或精準醫療的可能性時，家庭需要的不是一份寫滿艱深條款的保單，而是一個真正可以理解、可以信賴、並能回應治療發展的保障安排。政府可檢視現有稅務誘因是否足以支持家庭、中等收入人士，以及健康風險較高者參與合資格自願醫保產品，減少他們因成本而卻步。
同時，自願醫保的角色不應被理解為公共醫療的替代品，而是互相支援的夥伴。當部分市民能透過合適的私營保障接受治療，公營系統便可將更多資源集中於急症、基層醫療及最有需要的人群。這種分工若要運作，前提是保險產品必須透明、可負擔，且不應因保費、除外條款或保障限制，令病人在最需要時才發現自己實際上沒有選擇。
尤其值得關注的是，先進癌症療法、罕見病藥物和精準醫療的保障，應隨醫學證據和病人需要而更新。保險業、醫療界、病人團體和政府之間，需要建立更緊密的對話。在討論病人可及性的同時，香港也應把目光放得更遠。北部都會區的發展，提供了一個重新想像醫療創新生態的契機。這不應只是一片新的土地或一個產業園區，而可以是一個把科研、臨床、製造、人才與病人需要連結起來的平台。若香港希望在生命健康科技、醫藥研發和醫療創新上走得更穩，政府需要提供具策略性、專項而長遠的資金支持。
資金的方向應清晰而完整：創新實驗室、轉化研究平台、臨床試驗設施、醫療數據和數碼健康能力、先進製造配套，以及能協助創新者理解規管要求的支援中心，缺一不可。科研成果若只能停在論文或實驗室階段，便難以真正回應社會需要；企業若找不到臨床合作、試驗場地、人才和法規支援，也不容易在香港扎根。北部都會區的意義，正在於把這些看似分散的環節，放進一條可以互相成就的鏈條。
更重要的是，這條鏈條不能只靠政府，也不能只靠市場。大學、醫院、研究機構、藥廠、初創企業，都應有各自的位置。政府可透過具針對性的措施，吸引國際及區域生命科學企業、科研團隊和策略夥伴來港，同時培養本地人才，讓香港既能連接大灣區，也能面向世界。當臨床需求能更快回饋科研，科研成果又能更快回到診症室，創新才不會成為少數人的語言。
醫療政策的好壞，最終不在於文件寫得多宏大，而在於一個病人收到診斷後，是否知道下一步可以怎樣走；一個家庭面對高昂藥費時，是否仍能有尊嚴地作出選擇；一位年輕科研人員有了突破性想法後，是否能在香港找到把構想變成治療的路。創新藥物基金、自願醫保的持續優化，以及北部都會區的生命健康科技布局，表面上是三項不同政策，實際上都指向同一個核心：讓醫療進步不只發生在實驗室、財報或新聞稿中，而是更公平、更及時地抵達每一個需要它的人。
一個有溫度的醫療制度，從來不只是治病的地方，也是社會向脆弱者作出的承諾。當香港願意以長遠目光投資病人的今天與明天，醫療創新才會真正成為城市的力量，北都都會區也可以全面轉化成國際生命科技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