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筆者在本欄指出：民意牌只能作為特區政府隱而不發的「戰略」；若變成「戰術」，跟泛民在民調上短兵相接，進入自身並不擅長的「民意動員」，到民間說項，政改方案的支持度，恐怕只會一直往下走，而難以成功推銷。
這情況有點類似物理學上的「測不準定理」，政府的高度介入和積極動員，會使民意產生變化；但這種變化，不見得會朝施政者樂見的方向走。可供參考的就近例子，是1990年代中至陳水扁時代的臺灣。
引導甚或逼使民間的二元對決，經常會模糊了主題，讓具體政策選向更見政治化，被意識形態、身份認同、族群矛盾所左右。民眾更難在民粹和對立氛圍之中自拔；而相關政策的走向，更因為獨立思考和理性選擇的缺失，而走進死胡同。
在當時，每逢重大選舉，民進黨，尤其是陳水扁所屬派系，就要和隱含「統獨之爭」的議題相捆綁，或進行動員、或推動公投；就是意圖以「綠大於藍」的方式解決一切問題，其實違反了尊重少數、理性協調的民主原則。事實上，用「民意」壓倒對方，也屬於政治豪賭，並非萬試萬靈。但「少數執政」的政治人物，往往抵受不住豪賭的誘惑。及至5月中，港大、理大、中大啟動聯合民調計劃，至今才一個月，「黃金交叉」終於出現。「政改」從泛民、建制「兩敗俱傷」，走向特區府的「管治危機」，也進一步削弱了北京的權威，動搖一國兩制。
現管治團隊的支持度，其實遠比前兩任弱，卻經常拉到外線作戰；雷同陳水扁在位時，以在野手法去執政，往往落得連固守基本盤也力有未逮的窘境。稍了解香港政情者，也看得出眼前不少建制黨派，不只作壁上觀，更樂見政改拉倒的態度；並與特區政府切割，為區選、立會選舉留下空間，模糊立場。
民意壓力是港府或逼迫、或誘使泛民走上談判桌的本錢；欲根本解決問題，筆者一向以為，還須靠談判和讓步；直接用民意對決，恐怕錯把平臺作擂臺。其結果是逼選民歸邊，最理想狀態也只是還原45:55的朝、野對決基本盤。既希望實現普選，對現屆政府好感又不足的中間選民或溫和泛民支持者，只好不表立場。剩下兩邊各四成人，便誰也說服不了誰。「主流民意」就此消失。
即便此後支持政改再度超越反對者，也只在3至5%統計誤差之內，不可能對任何泛民候選人構成壓力，並再次反映特區政府未能為民意把脈。經過一連串模仿對手的街頭及網上動員，政改、特首、港府的支持度不斷探底；即便眼前的經濟、就業頗為理想，如何避免「管治危機」，是管治團隊亟須應對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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