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授課的時候，談到古代中國為何會發展成一個中央集權制國家，眾多解釋都指向治水及抵禦外族入侵的需要，事實亦反映帝堯時，中原洪水泛濫成災，影響到中下游諸多部落，因而需要一個諸族聽命的中央權力來指導治水，於是鯀、禹便相繼被舉薦。
一開始大禹之父鯀採用了障水法，也就是設置河堤，但水卻越漲越高，歷時九年都未能平息洪水，反令泛濫加劇，鯀最終被帝舜流放(一說被殺)。
接着帝舜命禹繼任，禹立即召集百姓前來協助，並視察河道，檢討鯀治水失敗的原因，改以疏導河川為主要治水方法，利用水利向低處流的自然趨勢，疏通了九河。
文獻歸結鯀的失敗在於堵障，而禹的成功在於疏導，這帶出了兩個啟示：1. 集權制傾向使用容易發揮體制優勢的堵障法，但也帶出了2. 即使是集權制，也不代表採用堵障法一定是對的，最重要是要因時制宜。禹繼任後，沒有企圖以強硬手段來執行任務，而是痛定思痛，檢討鯀失敗的原因，並且不忘動員百姓及利用自然趨勢——從大禹治水當中已可窺探到香港控疫失敗的基本原因。
凡是解決問題總要有個方法論：控疫不是唯意志論，不是夠堅定，不斷堅持用同一招就會成功。現在「清零」等同堵障，「緩疫/共存」等於疏導，當水越淹越高，繼續圍堵最終只會決堤，可是現在香港只剩下不懂策劃和動員民眾的官員，以及只會鬥左鬥強硬的政客，兩者又沒有合作基礎，難怪控疫「倒瀉籮蟹」，越控越差。
所以梁萬年這次來港考察實在是功德無量，讓中央終於了解到有些事情是不能硬來的；梁萬年可能會意外地成為一國兩制的最大貢獻者，為今後實踐打開一個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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