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8-28 06:00:00

徐家健曾鈺成妙論公私合營增建公屋

徐家健教授(左)及曾鈺成(右)希望可釋出更多地興建公共房屋，解決基層市民的住屋問題。

徐：徐家健曾：曾鈺成

徐：於第一場「土地小辯論」前，雷鼎鳴教授曾以經濟學角度回答我分別就供應和需求的兩條問題，是次我亦想先問一條與需求相關的問題。有意見指其實不用辯論，只要一天不暫停每天150個輸入新移民名額，不取回主導權，就算如何討論亦沒有意義，以政治角度看，你認為去討論供應是否有需要？

曾：首先從現實來說，先不說那150個名額，特首林鄭月娥已多次重申，這些來港人士基本是家庭團聚，即父親與小朋友居港，是否真的可以禁止母親來港？就算今後真的不再批准家庭團聚，但現實是已有很多人住劏房、居住環境惡劣，輪候公屋最快也要5.3年，故就算以後真的暫停新移民政策，土地和房屋供應仍是不足。所以不能說沒有供應問題，確實過往有若干年我們沒有新土地供應。

徐：即就算不考慮新移民問題，都是有需求問題？

曾：確是有需求問題，更別說要改善居住環境，因香港人的平均居住面積比很多其他城市細小。

徐：所以很奇怪的是政府於提出增加土地時，並沒考慮港人想「住大啲」，如將這因素加入考慮，所需的新土地會更多。

曾：其實社會不斷變化，人口老化問題日趨嚴重，如我們截停新移民政策，老化比例會更大。而長者的住屋需求與年輕人不同，當子女日漸成長，老一輩便需要搬開。

徐：我有另一個與需求有關的看法，經常有人說本港新增人口大多不是本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我認為因居住環境擠逼，年青一代即使結婚亦不打算多生子女。就算想增加出生率以維繫本土文化，無奈土地不足，年輕人不敢結婚，又或婚後要分居，情況實在不理想。

曾：生育率低受很多不同因素影響，我剛到新加坡考察，當地政府相當照顧年輕一代，如兩人註冊結婚，可以加快獲批組屋。故當男子向女朋友說要「一齊申請組屋」，便代表向女友求婚。然而即使結婚後已有3房的組屋單位，仍有不少當地的家長投訴新一代不肯生孩子，他們情願養寵物也不生孩子，所以影響生育的因素很複雜。當然你的意見亦很正確，我亦曾遇過婚後需要分開居住的案例，所以這些問題有待解決。

徐：回說供應問題，剛才你提到新加坡組屋的例子，而坊間亦有其他人提到，新加坡的做法並非公私合營，而是由政府主導，去規劃。但香港的情況則不同，因應本港的實際情況，公私合營不單可以考慮，而且更要幫政府和社會想出可行方法，使公私合營實行可增加效率，你對此有何意見？為何香港不能抄新加坡？

曾：其實首任行政長官於新加坡取經回港後，推出八萬五政策，希望大多數港人擁有自己的物業。新加坡於上世紀六十年代立國時，已將人人有屋住作為重要施政方針。而當地第一批組屋亦是出租屋，其後很快便推出居者有其屋。我曾留意施永青先生曾提過，香港與新加坡的主要分別在於供應，新加坡人亦要排隊抽籤買居屋，但他們是6位抽1位，最長亦只需等4年便可以買居屋，故現時已有七成半家庭擁有1間組屋。

組屋政策所以成功是因新加坡發展初期，政府已收回大多數土地，再加上填海，故有大量土地興建組屋。而十分抱歉香港已錯過最佳時機，即使香港有土地收回條例，但規定要公共用途。況且現實亦不可能將所有土地建公屋，因不能滿足市場需要。如政府將從發展商回收的土地拍賣，恐怕會惹來司法覆核案。時至今日，新界有不少可發展的土地由私人發展商持有，故小組建議公私合營，會被人批評利益輸送。問題是地主是私人發展商，政府有意用條例收回土地，單就補償問題已「有排拗」！

徐：以前有官司就算可說是公共用途，但怎樣才是合理賠償？官司亦有排打。

曾：對發展商而言，如政府不批改變土地用途，地產商便沒有業績可言。如可以成功改變用途，但必須撥出相當比例供政府興建公共房屋，便可紓緩公屋荒的問題。

徐：有人指在現時制度下，發展商不申請更改土地用途，有囤地之嫌。但發展商則否認指控，認為因政府問題所以未能成功，那為何合作可以加快進度？

曾：未能更改用途的主要問題在於申請補地價所引發的爭拗，隨時可長達十年八載。我們理解政府的角度，因公務員最怕被指利益輸送，故情願「賴」發展商囤地，也不會降低補地價標準。再者地產商和各界都會相互監督，故要避免出現厚此薄彼的誤會。其實很難訂定客觀的賠償標準，大家也是靠「估」，所以形成膠著。小組商討後認為對社會最大利益是釋放的土地可以興建公共房屋(公屋/資助房屋)。對發展商而言，雖然自己發展私樓仍需補地價，但補地價可以加上一半用作興建公屋的土地。雖然可能仍有爭拗，但如公眾可以清晰知道興建公屋的數量，大家會更易接受，故我們很希望看到成功案例。

徐：最少可真正讓市民受惠。

曾：大家不必再作無謂爭拗。如當達成協議後，最終土地仍然是興建豪宅或納米樓，市民未能得益當然會反對。但如有成功案例讓民因釋放土地建公屋而受惠，情況會截然不同。

徐：最少可減少對發展商的反感，亦會對政府更有信心，故希望朝這方向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