戲劇性的尋常事 潘燦良 龍文康
2017-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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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香港回歸20年,也是第四屆特首選舉年。若家是社會的寫照,一個有老、中、青三代的家庭,長子曾經移民、回流、再成為特首選委之一,假如這家人在回歸前1996年、沙士(SARS)後2004年、最新特首選舉年,每年一次聚首同枱食飯,會是怎樣的境況?《第45屆香港藝術節》戲劇節目、舞台劇《香港家族》(下稱《家族》)三部曲,透過一家人聚散離合間的三餐飯,側寫港人面對幾個重大變遷的生活矛盾與思想衝擊。
文:許惠敏
圖:莊振邦、林俊源


《家族》將於下周五開始,分三部曲公演,潘燦良飾演的長子黃秋榮,是主線人物,首部曲是他在1996年移民加拿大前,跟家人吃餞別飯;二部曲是他在沙士後經濟低潮期的2004年,回流後與家人吃冬至飯;三部曲是他成為有投票權的特首選委,跟家人共享大閘蟹的一餐。演繹一個橫跨香港風雲色變20年的角色,讓潘燦良有機會重新咀嚼這些年的感受,「當要將我們生活的尋常事搬上舞台,便發現原來香港人在這廿年經歷了很戲劇性的事情。」此劇的編劇是龍文康,去年憑聯合編劇的電影《樹大招風》獲金馬獎,擅於從家庭折射香港的時代變遷,他表示,作為創作人,對近年發生的事必有反思,創作就是反覆自問的過程,「生活在這地,有所感觸,便透過創作表達。」談到三部曲的年代設定,他透露是兩年前的構想,由前年雨傘運動到去年立法會選舉,香港正值多事之秋,2017年更是充滿變數,將於3月公演的第三部曲,貼近特首選舉,自是話題所在,不過,他強調不是寫選戰,而是以家為題材,「想借助香港一個家庭的日常,如生老病死、衝突、誤會、婚外情、沒人承擔等,去思考如何看『家庭』。」他預想大概20年後,隨著一孩或無孩家庭的比例增加,家的觀念會逐漸改變,未必再有大時節回家吃飯這回事,「這三部曲故事,可以是一個紀錄。」目的是為了存留承傳下來的家庭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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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反思
《家族》的題材貼地,涉及回歸前後的20年,到底,潘燦良與龍文康如何度過回歸這歷史性時刻?兩人竟不約而同表示,迷迷糊糊便過了。回歸當天,潘燦良趁放假約朋友一起看儀式,感覺跟除夕倒數差不多,「除非被涉及或參與其中,否則很多香港人如我,只覺件事像大風一樣吹過,你會稍微被吹動一下,然後就過了!」龍文康甚表認同,撰寫這劇本,反讓他認真細想當時怎樣過,「為免落入寫歷史或說得太『白』(明白)的狀況,我會思考生活如何被一種氛圍影響。」縱然,對獨立事件的感受未必很深刻,累積起來,還是有一定影響力,潘燦良分析道:「我覺得香港人愈來愈認識自己,包括被改變身份、被重新教導如何做一個國民、再思考只是搵錢食飯過活,其實做過些甚麼?當開始發問,便是慢慢認識自己的過程。」相比以前對港英政府不聞不問,不穩定的環境,讓港人開始醒覺。龍文康承認,近年不時反思自己與香港的關係,「若談到在香港的身份,這真是自己成長的地方,會自問可有為這地方做些事嗎?不過,對我這類人,會參加遊行,卻不會也不夠膽走到最前線,或者會多點關心發生甚麼事,在網上找資料查探點解,多點認識事情的原委。」


從身份想到「家」
在90年代初的移民潮,「歌神」許冠傑以一曲《同舟共濟》高唱「香港是我家」,勉勵港人不要「移民外國做二等公民」,然而,當家愈變陌生,家事愈趨荒謬時,移民再次成為熱話,「你話香港是否family?當然係!」龍文康肯定自己的香港人身份,卻更喜歡做個地球人,「除了關心自己、家庭和這地,真的還有整個地球,如果可以拉闊點,每個人能朝這個方向,Family,其實可以很大。」他不諱言,「我雖沒有一種有事便移民的心態,但老實講,我又不至於要在facebook寫要守護香港,或者我已不是最年輕的一代,他們對社會發生的事情,是有很大衝擊。」潘燦良認為,即使他與年輕人也是土生土長香港人,對「香港是我家」的理解,存有世代差距,他的父母於戰亂時期來港定居,兒時會跟雙親回鄉,「我們這年代或早些年代的人,要返內地尋找最原本的根,不太認為這是寧死也要留低的地方,香港是我家,其實是很模稜兩可的事,最深層不是一種『家』的感覺,只是我們期望這裡成為我們的家。相對而言,父母在港出世的年輕人,對香港是我家會有較鞏固的感受。」


荒謬的一票
潘燦良形容角色黃秋榮集合香港人的典型心態,96年,他曾經往加拿大探望一個家庭,舉家移民的20人,其中有成員放棄在港穩定的文職工作,在彼邦轉做三行工人,「我當時很震撼,但這反映很多人對香港的懷疑,寧願尋求未知的出路,對一個男人、家庭裡的丈夫、爸爸,是很大的承擔和挑戰。」當年正處於男人黃金歲月的黃秋榮,正是其中的寫照,經過7年平淡的移民生活,回流帶來衝擊,「有句對白是『那邊係好悶,悶到無嘢變過,那邊才是50年不變!』寫得很好,從中可看到香港人面對種種轉變的錯落感,其實,97後有一定的變化,尤其02至04年,更發現一個從來未見過的香港,這很諷刺!」要探索角色移民和回流的心理,總有朋友的經驗可參考,至於做選委的投票心理,便要先分析一個人為甚麼要成為選委,潘燦良認為,無論是覺得能提高社會地位、懵懂不知緣由、或「黃絲」等,「這絕對不是自由的一票,可能要聽命北方,或是為反對某些人而投票,或希望在困局裡做能影響世界的事。」既然,投票者處於被動位置,全社會卻關注那1,200票,是極荒謬又有趣,「一些相對地自由投票的國家,真的是喜歡誰就投誰,算是自由的一票,但這1,200票,怎可說是自由?是在困局裡被操控的遊戲,最荒謬是很多人爭取成為其中一分子。」他形容,選委本身已充滿戲劇性,「他將會面對的心路歷程會是怎樣?如何面家人、良心、自己的利益來投這票,單是爭取位置去擁有這一票,已經是可以有無限想像,太有趣!」


演與編的堅持
畢業於演藝學院的潘燦良和龍文康,前者演,後者編,同樣是兼舞台、電影、電視三界發展,兩人都有份堅持與執著。潘燦良表示:「鏡頭前演出所帶來的新鮮感,仍很刺激,讓我很享受,舞台雖已很熟悉和習慣,但也不會覺悶。」領教過入屋的影響力,感受過電影的超越性,他更要認真對待每一角色,「絕不想去撈,我希望放進一定的藝術性,我的要求是適應不同的環境,同時有自己的input放入角色,是使命感或責任也好,做起來會更有樂趣。對舞台工作更有要求,也以同一態度參與其他媒介的演出,要對得住自己的事業和參演的作品。」龍文康17歲加入無綫做了3年編劇,才入讀演藝,至今一直從事劇本創作,「這是兒時夢想,很喜歡創作故事,香港很少人能將寫字變成職業,我有幸仍能繼續,只望能發揮上帝給我的,跟大家分享。」他笑言,願望很卑微,只要仍有故事想說,而創作仍能維生,都會繼續。不過,大前提是享受過程,寫自覺有意思的故事,「創作過程痛苦又寂寞,至少要取悅自己,反正也無法控制觀眾是否喜歡。」他形容舞台劇創作猶如回到學校,台前幕後有商有量,「電影劇本只是藍本,猶如地圖,除非你跟導演關係緊密,否則,很多事情不在控制之內。」至於電視劇本,由於具有一定影響力,他會考慮創作責任,「例如一場吵架戲,突然鬧句『臭八婆』,我會自問是否適合,這不是自我審查,因為接觸面太大!」說到底,最緊要是合作夥伴,能產生不同的創作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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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老病死,也是家庭的必經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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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燦良演的角色,經歷移民、回流兼做埋選委,橫跨20年,甚考演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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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家族》故事圍繞一家人三餐飯,同枱食飯,是各自修行或吵吵鬧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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