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德長沙灣兩幅地皮興建的居屋單位即將出售，有報道指這些單位坐落旺區，估計呎價起碼在萬元以上，故此居屋折扣必然要由七折進一步升至六折，才能符合白表申請人的入息限額──這當然是一個樓價脫離供款者能力的危險訊號，但同時亦牽涉到另一問題：為了讓居屋申請者入住「樓王」，政府是否有需要動用公帑給予他們更大折扣？目前對於土地房屋的利益劃分，真的符合公義嗎？
政府近年已推出多幅啟德住宅地皮。
張五常偉大的地方，是將千變萬化的社會現象「化繁為簡」，以幾個經濟學概念就能解釋得到：就好像持續困擾香港多年的房屋問題就是供求問題；而所有嘗試不以價格作為資源分配標準的，其實就是一種重新劃分利益的做法。
資助房屋本身就是為了讓沒有能力在市場置業的中下階層提供一個安身立命之所或置業機會，其代價就是不符資格的市民因私樓供應減少，而要承擔更貴的樓價及租金。於是政府又再增加諸如「夾屋計劃」、「首置盤」的新階梯，但這又反過來侵蝕了原來公屋和居屋的供應量，令他們輪候的時間更長、抽中的機會更小，最後造成的一個客觀效果就是，把中下層原先享有的房屋利益一部分抽走，去津貼收入更高的一小撮人。
利益分配亦不止於房屋資助。例如左翼就堅持即使是受資助的中下階層，也有權利住在地價昂貴的地段，結果就出現了文首的例子：這些「樓王」本來可以賣出更高價錢，作為房委會的利潤，或興建更多資助房屋、或延緩公屋及房委會商場加租的幅度、甚至減少對特區政府的依賴（房委會曾於2014及2015年獲曾俊華注資720億），讓公帑投放在其他地方，而不是為了一小撮人的「居住公義」最後卻產生更大的不公義。
還有就是租務管制問題。支持租務管制的左翼以為當中利益分配就是由「謀取暴利」的業主轉移至能不用再捱貴租的租客身上，但他們忽略了所有在租務管制實施後尚未找到租盤，甚至是那些未來的潛在租客：租務管制讓現有租客成為了既得利益者，他們缺乏搬離所租單位，令租盤流動大幅減少，而未租到單位的租客就成為最慘淡的受害者，因為他們連透過價錢競爭租盤的能力都失去了；更不用說那些純粹希望自立或擁有獨立生活環境、又或是因為與家人關係惡劣、甚至家暴問題而急於搬離的年輕一代，都是支持租務管制者選擇漠視的一群。有政客說假若取締在住宅區盛行經營的賓館就能滿足無屋可租的市民，但若然供應充足租金就會自然下調，那需要甚麼租務管制？
說了這麼多，其實只是想帶出一個眾所周知，但各人都拒絕面對的現實：香港房屋問題就是一個供求問題，不從這方面入手，任何政策都只會製造新的被剝削者。香港對房屋的需求難以壓抑理由有很多，但沒有一個比單程證問題更加嚴重：過去十年共有44.6萬人經此途徑移居香港，去年更創出了57,383人的新高。幾乎所有泛民政黨都同意特區政府要收回單程證審批權，然而回歸後這些年來大家都心知肚明，中央政府在這方面是寸步不讓，故此收回審批權亦只變成了空洞的口號。
無可避免北望大灣區
至於增加土地供應方面，基於香港多年來已進行了無數次大型發展計劃，一來透過填海、興建人工島等成本高昂，二來就算是指定開發的土地能提供的住宅單位數量也有限：舉例說目前成為討論熱點的粉嶺高爾夫球場，如果就政府建議的興建密度，一萬四千個單位只能僅僅滿足一年來港新移民總數的需求！到了最後，香港房屋的出路，還是無可避免北望中國大陸大灣區。
雖然中國樓價同樣節節上升，但要找到比香港廉價的土地選擇還是很多，例如目前一片荒蕪的高鐵廣州南站及其附近，就可以考慮興建大型公共屋邨的選址。記得早前有官員作出類似提議之時，大多數香港市民是非常反感：始終中港兩地國情不同，而且搬返內地有「被流放」的感覺，很難不叫人不聯想到「低端人口」標籤。但假若我們將公共屋邨的興建由香港官員和地產商負責，包含商業區及各種產業園規劃和管理、甚至參考前海自貿區，賦予該地有若干的自主法權（例如民事糾紛可經中立機構仲裁）又如何？
再進一步，正如先前提及，新移民從來都是香港居住需求一大來源，但他們本來都不是在香港居住，若特區政府在大灣區興建港式市鎮，讓新移民家庭在這些公共屋邨團聚，肯定不會如本港居民般抗拒之餘，亦符合左翼「家庭團聚乃天賦人權」的理想。新移民關注的教育、醫療、福利等也可一律比對香港在此地實行；當人口聚居後，各種行業也可應運而生，而即使勞動力供過於求，將家人留在大陸再前往香港工作的先例也不是沒有。雖不完美，但將居住供求問題一併轉移至國內，為香港居民騰出居住空間（還可解決高鐵乘客不足問題），也算是最是各種利益轉移的辦法中，犧牲最少的了。
文：Henryporter(博客無神論者的巴別塔作者、面書：www.facebook.com/henryporterbabel)